“未犯”先防制度论

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已“言”之有多了!而在“行”上如何落到实处呢？借鉴我国中医“治未病”的道理而“治未犯”,即未犯先防,刑后防犯。建立从经济到文化、社会、环保等各大领域,自源头开始-流程环节-终端为止事项的”溯源防范”制度,依法实行“未犯”先防的监控,自会收到良好的制度防范效果。     

“法治六进”活动要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

为突出法治实践,推动依法治区工作由"虚"变"实",自治区在总结、借鉴过去20年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对国家提出"法律六进"拓展和延伸为"法治六进",即:法治进机关、法治进乡村、法治进社区、法治进学校、法治进企业、法治进单位的"法治"活动。开展"法治六进"活动,使自治区的普法宣传教育工     

创新机制 试行委托管理模式——塘沽区探索与北京大学医学部合作共建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

为适应滨海新区加快发展的新形势和人民群众对医疗卫生服务的新要求,发挥滨海新区核心城市医疗服务载体作用,塘沽区政府依据天津市政府与北京大学的全面合作框架协议,在市人事局、市卫生局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充分发挥滨海新区先试先行政策优势,创新医疗管理体制机制,与北京大学医学部深入合作,以“全面合作、委托管理”的模式,将第五中心医院“外包”给北京大学医学部,合作共建第五中心医院。     

我国乡村多元治理格局的困境及其破解——基于“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思考

大国治理的关键在于基层和农村。从集中管理到多元共治构成我国乡村治理格局的演变轨迹,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村民成为乡村治理格局的博弈主体。随着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乡村社会出现了新的治理危机:乡镇政府在治理过程中选择"策略主义"的逻辑;乡村自治组织存在"权力上移、事务下移"的行政化倾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治理的趋利性导向;乡村治理资源分配秩序的错位等。突破这些困境的思路在于系统整合现有乡村资源,坚持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将自治法治德治紧密相结合,构建乡村"三治合一"的新型治理格局。     

在社会民主的批判反思中推进现代社会治理北大核心CSSCISSCI

现代社会治理需要动员一切积极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由此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社会民主在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西式社会民主治理的困境对我们广泛而有效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动员提出了警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背景下的现代社会治理需要对社会民主进行批判性反思:尊重特定的民俗风情,科学界定政府、市场与社会的边界与关系,贯穿公共性旨趣于社会治理的全过程。     

兜底办理：集中力量办小事的治理逻辑

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在政务审批服务中出现一种创新做法,提出兜底办理的工作口号,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治理风格,扩展到常规性和法定性程度较高且量大面广的政务服务“小事”之中。为了实现集中力量办小事,地方政府采取科层动员的创新模式,其行动框架与公共部门的常规化改革形成鲜明对比,表现在“特区”特办、超常规目标牵引、平台嵌入和内部评估等四个维度。科层动员的创新模式,是针对世界各国官僚科层制共同弊病的中国方案。兜底办理创新实践表明,我国政府决策有力、力量集中、弹性权变、灵活机动的传统治理手法,有望与常规化与制度化建设有机结合,形成具有新时代特征的中国治理风格,持续支撑中国的制度优势不断转变为治理效能。     

张君劢宪政思想论纲

张君劢是中国现代政治和思想史上一位身份复杂而又具有重要地位的人物,作为集宪法之研究与起草、宪政之鼓吹与推动于一身的"宪法之父",张君劢一生执著于中国的宪政运动.张君劢从界定近代国家的性质出发,阐述了其宪政理论,并提出了"修正的民主政治"的宪政模武,颇为时人所关注.张君劢并未逃脱中国哲人从政悲剧收场的命运.然其思想中亦有其合理因素可供后人评判和借鉴.     

为推进依法治市进程鼓与呼——对20年本市人大工作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的回顾与展望

县级以上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已经20年了。回顾这些年来本市人大工作理论研究和人大制度宣传所走过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发展轨迹：1984年,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一次民主法制和人大制度宣传报道：1：作的座谈会;1990年,《上海人大月刊》试刊号出版;1994年,全市新闻单位对市人大工作的新闻报道总数首次超过了1千篇(条);今年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的人大宣传工作座谈会,对面向新世纪的人大宣传工作来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据统计,今年仅1至10月,全市新闻单位关于本市人大工作的宣传稿件数量就已达3372篇,平均每天刊发11篇(条),这是多么大的变化!     

蒙元对西北各民族地区的经营设治

蒙元统治时期的西北,民族情况复杂,各民族的迁徙对流频繁,民族间的分化与重组相互交叉,政治上的统一与分裂变化无常,中央政府通过亲王出镇、建立甘肃行中书省和行枢密院、设置站赤、打开交通、开展屯田垦殖等一系列措施,加强了地方与元王朝中央的政治联系,巩固了西部边疆民族地区的统一.     

迈向“良法之治”的里程碑——写在修改立法法决定通过之际

时代的呼唤人民的呼声 温州人,有着敢为天下先的性格.然而,在全面深化改革大潮中,温州人有了困惑.没有地方立法权,一些重大改革探索无法推进.来自温州的全国人大代表郑雪君连续两年在全国人代会上提出赋予温州地方立法权. 引领改革开放,要修法.温州提出了一个中国很多城市共同面临的课题.“随着改革的深入,地方在立法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行政法专家马怀德说:“在全面依法治国大背景下,推动改革发展、化解社会矛盾、完善立法制度、提高立法质量,都对修改立法法提出了迫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