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区复合共治”社会管理模式下推进区域化党建工作的创新研究——以成都市成华区社区区域化党建和社会治理实践为例

区域化党建是实现社区治理主体横向联合合作的组织平台,是实现社区治理主体整合党建资源的有力抓手,也是实现社区治理主体承担公共责任的组织保障。"社区复合共治"模式下推进区域化党建工作必须抓住"共同利益"这个核心,必须抓住"双向服务"这个关键,必须抓住"互动活动"这个根本。     

网络交友诱导投资赌博诈骗犯罪特点及侦查对策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电信诈骗犯罪呈现出全球化的特征,跨境犯罪越发猖獗。其中危害较为严重的是通过网络交友来诱导投资赌博类诈骗犯罪。该类犯罪呈现跨境犯罪的趋势,犯罪周期长、组织性强,以社交软件为犯罪载体,精准筛选犯罪对象并具有较高的智能性。目前针对该犯罪的侦查,在跨境侦查,跨境取证,破案时机选定,赃款追缴的问题上存在难点。针对特点和难点,进行对策的探究梳理,应加强全球协作,应用科技打击犯罪,运用大数据进行证据保全以及强化对犯罪产业链的打击,以推动对该类犯罪的侦查和打击。     

荣辱观之道德原则嬗变的历史时代分析

荣辱观的道德实践主体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有着不同的存在形态。因此,作为一种道德评价的价值标准,荣辱观之道德原则也发生着否定之否定的嬗变。基于此,文章从荣辱观的道德实践主体的三种不同存在形态:依赖性存在、独立性存在、共生性存在出发,详细地对荣辱观之道德原则的嬗变进行了历时代分析。     

中国共产党对乡村社会的政治动员：一种建构主义分析

在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权兴起的过程中，政治动员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党的精英建构起一套新的革命化规范，并力图让乡村农民接受、认可这些规范。由于乡村社会各个群体对于新规范显现出不同的行为取向，共产党依据不同的群体选择了不同的策略，从而产生了三种不同的内化模式，即基于强制的内化、基于利益的内化和基于合法性的内化。正是在中国共产党与农民的互动中，双方共同建构了“共意”。     

国家利益与抗战胜利前后苏联的“扶蒋非共”政策

抗战胜利前后,为了获取战后在远东的国家利益,在和美国的妥协和较量中,苏联对华实行了与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相呼应的"扶蒋非共"自相矛盾的政策.一方面与美国竞相抢夺在华利益;另一方面既承认国民党政府存在和接收东北的合法性,又限制其接收东北,既贬低和限制中共,又暗中支持其接收东北.这种政策明显暴露出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不仅严重破坏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损害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直接影响了解放战争时期苏联的对华政策,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后胜利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     

总设计师最后的牵挂——邓小平先富共富论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先富共富”论,是邓小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所设计的一个大政策,是我们处理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先富与共富关系的理论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在发展中出现了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并且已经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重温邓小平“先富共富”论,可以使我们受到深刻的启示。     

社会转型期农民外出务工现象的社会学视野

随着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的推进,社会秩序结构由“非自愿模式”进一步向“协议模式”转变,国家与家庭的关系由恶性互动逐渐转变为互构共变,农民由滞留农村转为外出务工。从社会学新型理论“社会互构论”的观察和研究视角,对社会转型期国家与家庭这两大行动主体的互构共变关系,以及相应的社会秩序结构的变化进行分析和解释。     

城镇化进程中的民营经济：贡献、冲突与调节——以扬州市为例

中国城镇化是有特色的城镇化,其发展需要有农村民营经济的支撑.20多年的民营经济的发展,在给中国的城镇化提供巨大绩效的同时,也受到来自农村城镇及其自身发展的制约.对民营经济行为的孤立研究,不会有助于推进农村城镇化的进程,唯有建立农村民营经济与城镇化的互动共进机制,这才是解决问题的真谛.     

念好“共富经”要靠改革

共同富裕是人类社会的孜孜追求和不竭动力。重庆肩负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使命,率先提出缩小城乡、区域、贫富三个差距目标,率先推出“共富十二条”系统谋划。这是新时期社会生产力大解放大发展的新实践,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新探索,必将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新贡献。念好“共富经”,让“共富十二条”开花结果,要靠改革。     

实现共富须从要素市场自由化入手

当前资本市场由少数国有部门垄断控制的格局尚未打破,资本流动的社会化程度还很低。劳动力市场也被人为的户籍制度所分割,劳资关系中劳动方的权利保护严重弱化,以致我国宏观经济平衡受制于微观经济缺陷,大大降低了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能力。因此,实现共同富裕必须从要素市场的更加自由化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