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治理结构要素分析

随着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城市社区正在成为城市社会举足轻重的一部分。治理理论以其先进的理念和运行方式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社区建设中。然而,治理理论在城市社区发挥作用的自主性、充分性、系统性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为解决这些问题,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必须改变过去存在的自发性、片面性、缺乏系统性的观念和做法,改变"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式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用联系的、系统的方法实现结构化的城市社区治理,并对其诸多的结构要素及相互关系进行分析。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应具备四大要素:目标、载体、制度、运行方式。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城市社区治理的"树形结构"来阐明。     

社会治理视角下的彝族教育经典《玛牧特依》

彝族著名教育经典《玛牧特依》,蕴涵着丰富的道德教育智慧,基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运用社会治理理论,从《玛牧特依》的凝聚力、向心力、约束力、吸引力和影响力五个维度切入,挖掘出《玛牧特依》的五个核心思想,即教育、廉耻、礼仪、仁善、慎独。其中,教育是《玛牧特依》的主旨和出发点,廉耻是《玛牧特依》的精髓和道德底线,礼仪是《玛牧特依》的大德和最高法律准则,仁善是《玛牧特依》的核心和道德宗旨,慎独是《玛牧特依》的落脚点和最高道德境界。《玛牧特依》在调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为彝区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应该凝聚《玛牧特依》文化力量,协同发展,多元共治。     

国民党形势观察

<正>国民党2020年台湾地区"二合一"选举失利后,再度处于士气低落的检讨时期,党内普遍希望能够有新的面孔、新的政治文化来改造这个百年老党。当下,国民党权力结构重组,两岸路线晦暗不明,发展前景值得观察。江启臣当选国民党主席2020年大选惨败后,国民党主席吴敦义辞职,遗留下的主席任期至2021年,需要进行     

台湾地区两项选举结果解读

<正>1月11日,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及立法机构选举结果出炉。虽然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拿下550多万票,却不敌蔡英文的810多万票。民进党也继续维持立法机构单独过半优势。此次韩国瑜败选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选民结构与选举主轴不利。选后,国民党将面临持续动荡和压力,但民进党并非高枕无忧,岛内政局势必进入新的博弈周期。选举结果简介一是蔡英文实现连任。第15届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共有选举人数1931万1105人,投     

政府水环境治理责任：发生逻辑、缺失行为及其制度回应

良好的水生态环境作为一种最富竞争力的战略资源是人类不可或缺的公共产品。政府作为公共权力部门,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有责任履行由法律和社会所赋予的职能和义务,也就是维护好社会公共利益和确保公共产品安全,这是政府的本质决定的,也是政府的合法性所要求的。但现实中有些政府水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的滞后性、失灵性受到社会的普遍质疑,存在思想认识"异化"、责任履行"错位"、处理方式"缺位"等责任缺失的行为表现。重新审视政府水生态环境治理责任,构建和完善水生态环境保护文化制度、水资源高效利用制度、水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制度以及水生态环境治理主体责任制度,将制度优势转化为责任落实,对推进水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村级组织的“规范主义”运作及其后果分析——基于技术治理背景下的考察

伴随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技术治理实现了对科层制的深度嵌入,形塑出技术赋权体制。在该体制下,国家权力支配的方式与过程发生改变,基层政府行为呈现治理流程规范化、指标设定精细化和全面质量管理等特点。村级组织为应对科层制技术治理要求,采取职责履行痕迹化、组织分工专业化和村庄治理事本化等规范化应对措施。"规范主义"成为理解技术赋权体制下村庄治理的核心。村级组织的"规范主义"运作,虽有助于提高基层治理的制度化水平,但也带来诸如形式主义、尾巴主义和行政化等问题。由此,构建规范之下有简约、简约之中有规范的"内方外圆"社会治理格局,成为当前乡村治理转型的关键。     

国家赋权与话语表达：灾害嵌入下农民身份的重构与治理转型

在现代社会,身份是个体在共同体中所处的地位、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是衔接个体与共同体的重要桥梁。灾民是灾害社会中联结国家与个人的有价身份与符号,其建构是国家赋权与农民自我建构的双向行动结果。其中,基于制度安排和资源配置而形成的国家赋权与规制是这一身份的政策基础;灾区农民基于家户经济基础及村社内部竞争产生的实际"需要",通过表达与行动开展能动性的自我身份建构。在以"政策惠农"为特征的治理框架下,要因应农民行为的变化而进行基层政权之现代化转型,构建有效融通的政治回应机制与基层政治关系。     

作为一种理想治理之道的无为而治——基于儒道法比较的视角

无为而治作为一种理想的治理之道为先秦儒道法三家所共有,但就其内涵、根据、途径、目标等方面来说,三家又存在很大的差别。儒家基于对人的道德意志和道德能力的信心,主张以民为本,通过以君子为典范的道德教化,使民"有耻且格",实现天子垂拱南面而治的理想。道家以道为本,主张效法自然,清静自守,无为而无不为,使民无知无欲,实现小国寡民的状态。法家基于人自利自为的本性,主张以国家和君王为本位,严刑峻法,使民知法自治、畏法自律,实现以刑去刑、君佚臣劳的理想局面。无为而治对当代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有借鉴价值,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     

以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综合优势提升疫情防控效能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党和人民充分发挥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综合优势,形成了提升疫情防控效能的"战时模式"。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统筹既有优势和时代创新,凝聚党心军心民心、集合人力物力财力,着力夯垒战略定力、激发战略活力、展现战略实力。在这场国之大考、党之大考中,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坚持党对重大工作全面领导体制,强化战略设计;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理念,落实理念创新;实施联防联控机制,发挥协同优势,全力交出疫情大考的满意答卷。疫情防控效能的全面提升彰显了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综合优势,坚定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自信。     

人工智能引发的治理挑战及其应对

人工智能在助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方面具有重大优势,但其对人类社会也具有深层次和颠覆性的挑战。当前,人工智能面临技术扩散难以管控、人工智能风险源的不可预知性以及人工智能治理的责任主体的边界不清晰等根源问题。虽然当前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对人工智能发展的引导规范,但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尚未达成普遍共识和一致性框架,因此仍然需要进一步强化和提升对于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探索。一方面要梳理人工智能治理的可行路径,同时也需要加强在实践层面的应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