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进城就业农民的再社会化

进城就业农民能否实现再社会化,已成为中国能否改变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问题。为此,从农民工自身,到全社会和各级政府,都应当积极探索,共同努力,关注、研究,并有所作为,从而促使农民工实现其再社会化。     

对1957年反右派的两个问题的再认识

毛泽东在1957年5月15日就已经下定反右派的决心,但直到6月8日才开始公开进行,其中原因并非仅仅为了"引蛇出洞",反击的准备和部署也需要时间.从卢郁文事件来看,还有一个没有引起研究者重视的重要原因,就是毛泽东一直在等待发动反击的时机.作为反右派斗争发动标志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一文,并非出自毛泽东之手.     

利益分配的国家调节——论经济法的再分配功能

国家调节是对市场缺陷和市场失灵导致的利益分配失衡现象的救济与矫正,是国家介入利益分配领域后,对市场初次分配格局中存在的缺陷的补救,是在市场分配基础上的再分配。经济法作为国家调节社会经济之法,其本质属性在于国家调节,是对利益进行的再分配。以利益分配与国家调节之间关系的探究为基础,对经济法再分配功能的内涵与意义加以分析,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经济法的功能,并运用经济法的再分配功能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     

分配机制互动与法律功能组合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分配和国家再分配是两种共同作用的分配机制。实现理想的分配目标,有赖于两种分配机制的互动及相关法律保障制度的功能组合。民商法和经济法在分配问题上具有功能组合的内在前提,并表现出功能自主和功能依赖。民商法是基础,我国特殊国情和当前社会矛盾焦点决定了经济法是分配法制系统的重心。     

论农村土地资源再分配的经济法调整——以北京市海淀区的农村城市化进程为例

我国农村土地资源再分配的过程受国家公共权力部门的直接调节。目前农村土地资源再分配过程中存在着角色冲突、利益冲突和规范冲突三方面的问题。经济法作为利益资源和权利的再分配书,具有维权性和控权性特点。要实现对农村土地资源再分配过程中的国家调节,并保证调整的结果具有公正性、稳定性和权威性,就亟需借助经济法的作用。     

着力推进农业产业化

近年来,华坪县多措并举,在开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培育壮大主导产业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先后培育了乌木春茶叶、洪全鲜玉米、华农科技、亨达畜产品加工等10余家种植、养殖和农产品开发加工龙头企业,注册的专业协会15个。2003年,全县启动了河东九组、三马箐等4个以小康村为模式的新农村建设试点,通过开展产业化经营,去年,两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4210元和4544元,已高于全省人均水平1倍多;全县龙头企业与农户的订单种植面积达3750亩,收购农副产品2402吨,实现产值327．5万元,为农民增收54．4万元。近4年来,华坪农民人均纯收入保持了11％的增幅,销售收入逾百万元的工业企业有134户。经过几年的开发,华坪的产业化经营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项目少,组织化程度不高;深加工粗放,产业链不长,商品率低;龙头企业及合作经济组织与农户利益联系不紧密、运作不规范、承载能力弱等发展中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下一步推进农业产业化必须突出四大重点。     

“弹簧村”的故事

彭州市丽春镇黄鹤村,是个远近闻名的“弹簧村”、村里340余户人家,兴办大大小小弹簧加工企业的有40余户,村里干余号人口中有80％的主要劳动力参与其中。据说,这几年黄鹤村加工生产弹簧所用的各种钢丝材料,全部连起来可以围着地球绕几圈……     

论中国第二次转型期公共领域再建构

中国改革的第二次转型,即由经济建设转向制度建设。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各种公共领域的再建构。在整个发展进程中,公民对社会的政治参与意识变浓,不断寻找机会进入政治过程,进行利益表达,影响政治决策。公民对社会的政治参与最重要的变化是由过去的个人政治参与或非正式团体的政治参与为主要特征变为以正式团体的政治参与为主要特征,其以社团组织的成立、网络媒体的异军突起、民间思想库的建立等为主要表现形式,在民意机构发表意见或直接与行政部门谈判。公共领域的再建构,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由社会转型带来的不平衡给社会稳定造成的消极影响,有力地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形成。     

对战争规律与战争指导规律的再认识

把握规律的内涵、属性与分类,厘清战争运动与战争指导活动的联系与区别,是正确理解战争规律与战争指导规律的科学内涵和内容体系以及战争规律与战争指导规律二者之间联系和区别的基础。     

再组织化——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振兴的实践路径

基层党组织是党的战斗堡垒,是党取得伟大胜利实现伟大目标的“战斗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乡村振兴是党中央破解三农问题开出的治本良方,实现乡村振兴离不开也必须要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主体作用。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前提和关键,推动农村基层党组织振兴,再组织化是关键之举,即通过农村基层党组织对自我的再组织、对农村社会的再组织、对农民的再组织,逐步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能力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