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视野下正当防卫适用的实证研究

“互殴与正当防卫的界限模糊”和“唯结果论”的防卫限度标准一直是困扰正当防卫成立的主要问题。对河南省的实证研究发现,基于刑法教义学理论研究成果出台的正当防卫指导案例,并未有效地解决这两个问题。该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其忽视了当下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风险”因素,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因为该指导案例所秉持的古典刑法理念,背离了我国当今社会转型中对刑法安全需求,以及坚持对法益概念的实质化理解,忽视了刑法的预防功能与法益的抽象化与精神化。基于风险刑法的理论与定位,应确立以预防为核心的指导理念和以功能主义的刑法解释为目标的解释方法,破解正当防卫的适用难题。     

当代美国的死刑制度

美国最高法院在1972年曾经宣布暂停死刑执行,但是在1976年又恢复了死刑的执行,目前美国是唯一仍然保留并适用死刑的所谓西方文明国家。美国联邦系统和38个州的刑法都规定了死刑,可以适用死刑的罪行还比较多,但是罪名相对比较集中;死刑诉讼程序严格且复杂;相对于美国庞大的犯罪数字,尤其是暴力犯罪而言,其死刑判决和实际执行死刑数量仍属较低;美国死刑执行方式呈现为以注射方式为主多种执行方法并存的特点。美国死刑程序复杂但是死刑错判率仍然较高。     

风险社会的价值选择与客观归责论

社会发展进步与规范刑法原理具有密切的关系,立于危险社会的价值选择立场,Roxin成就了客观归责论。其中隐含的方法论意义对处于转型关口的中国刑法学研究具有深刻的启迪。     

刑法修正案视角下的溯及力问题研究

《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达到保卫国家安全、社会主义制度、国有财产、公民私人财产、公民人身权利以及维护社会秩序等的目的,从而保障社会主义的和谐建设。而我国《刑法》已经经过了多次修正,包括全新个罪下的新增罪状和原有个罪下的罪状修正等类型。本文介绍了《刑法》中个罪罪状与定刑修正条文的类型划分,以及《刑法》中个罪罪状与定刑修正条文具体适用的溯及力,并将《刑法》中个罪罪状和法定刑同步修正条文的溯及力阐述如下。     

全球视野中的著作权刑法保护

著作权作为知识产权体系中的一项重要权利,已越来越为国际社会所重视,尤其是步入信息化时代后,保护著作权的重要意义更是得到了显现。我国近年来在著作权立法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突破,一方面加入了一些重要的国际公约,并承诺履行公约要求的义务;另一方面逐步完善了著作权的国内立法体系。但在如何打击侵犯著作权刑事犯罪方面,尚有诸多地方有待改善。     

《刑法》视阈下涉人工智能犯罪应对措施研究

随着现代科技的深入发展,人工智能技术逐渐为机械赋予了一定的“类人智慧”,在促进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社会风险和法律问题。通过对当前刑法能否规制人工智能犯罪的研究,本文将涉人工智能犯罪划分为足以规制、规制不足以及无法规制三种类型,并分别针对不同的犯罪类型提出了相应的刑法应对策略,包括通过司法解释补齐规制漏洞、完善部分犯罪的构成要件、增设相应的新罪名等,以期为构建并完善涉人工智能犯罪的刑法规制体系提供借鉴与参考。     

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问题现状与其改进建议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重视也随之提高。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演艺明星,几乎每个群体或多或少都遇到了个人信息泄露的情况。由于信息技术发展速度过快,所以相应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并没有跟上发展速度。规章制度的不健全,也使得公民的个人信息更容易遭到他人的侵犯。在信息化时代,公民个人信息也成为数据资产的一部分。所以有许多不良企业、不法商家将公民的个人信息售卖给相应机构。因此,本文将具体讨论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当中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希望能够为相关读者提供一定的参考。     

危害公共卫生行为的刑法防治--以《刑法修正案(十一)》的相关规定为中心

防治危害公共卫生行为的刑法规范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模糊到明确的演变过程,已经比较完善;《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修改具有堵塞处罚漏洞、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和限定处罚范围的积极意义。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正确区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只有新型冠状病毒病原体的携带者故意不采取有效防护措施,进入医院、养老院等虚弱人群聚集场所,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危险或者造成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才能依照《刑法》第114条、第115条第1款的规定,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否则,充其量只能依照《刑法》第330条的规定,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     

禁食野生动物的刑法规制与教义阐释——以《刑法修正案(十一)》第四十一条为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针对陆生野生动物以食用为目的的危害行为的法律规制,在原有罪名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野生动物刑法保护的外延。这一立法条款修订与疫情防控的社会背景相关,体现了积极主义刑法观回应社会现实的功能。此次刑法修正案对野生动物的立法完善不仅是尊重动物伦理生命权的体现,而且深层次地涉及公共卫生安全的法益考量,是弱人类中心主义在刑事立法领域的生动展现。野生动物的刑事法律规制并未采用全面保护的立场,这一保护的有限性是刑法作为保障法的地位所决定的,这也决定了在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规则体系中,需要审慎辨析刑法与行政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在具体适用时应当结合此次修正案的条文设置进行教义分析,合理把握具体要件的内涵与彼此之间的逻辑关系,防范以保护之名而随意逾越刑法边界。     

论刑法回应社会热点事件的限度——以《刑法修正案（十一）》“冒名顶替”入刑为视角

通过回应社会热点事件以增设新罪名或增加已有罪名罪状是刑法膨胀的主要路径之一。《刑法修正案(十一)》的通过特别是其中对"冒名顶替"的犯罪化,再一次强化了刑法对社会热点事件的回应程度。基于刑法治理社会的手段属性,其具有回应热点社会事件的合理性。基于"冒名顶替"行为本身的恶劣程度,将其入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某一行为能否进入刑法的规制视野,应当综合考察行为所侵害法益的确定性、行为的类型化、行为的可归责性等内容,并兼顾报应和预防的刑罚观。过度地以刑法对社会热点事件进行仓促、频繁的回应与刑法条文类型化本质相矛盾,易忽略对引发社会问题深层原因的探索,导致刑法权威性丧失,公众刑法信念被削弱。基于犯罪标签的难消解和犯罪附随后果在社会中的普遍存在,我国当前并非是以刑法广泛参与社会治理的最佳时机,刑法应谨慎回应社会热点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