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要热闹,锣鼓加社火”

俗话说,“春节要热闹,锣鼓加社火”。春节期间耍社火是我国北方农村的古老年俗。社火起源于远古先民对土地与火的崇拜;“社”即土地神,“火”即火神。远古先民祭祀社神和火神,意在祈求神灵保佑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丁兴旺。从文献记载来看,社火在宋朝已非常流行,吴自牧的《梦粱录》一书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当时社火表演的盛况。     

以产业优势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杜尔基镇位于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中部,是典型的多民族融和发展镇区。近年来,杜尔基镇党委、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牢抓住“吃生态饭、做牛文章、念文旅经”的发展定位,协调推进脱贫攻坚战、人居环境整治以及衔接乡村振兴战略,紧紧围绕增强农村牧区内生发展动力,通过采取“抓水稻、牵牛鼻、保生态”一系列措施,不断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民政部2021年一季度的工作重点有哪些?

1月25日,民政部举行2021年第一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2021年一季度相关工作安排。——在社会救助和脱贫攻坚兜底保障方面,切实抓好节日期间困难群众生活保障,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研究完善现有兜底救助类政策,巩固提升农村低保专项治理成果,建立社会救助监督检查长效机制。     

着力打造“颐享平罗”农村养老服务品牌

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从增加供给、创新模式、提升能力、强化保障等方面着手,引资金、立项目、搭平台、抓服务,全面构建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倾力打造颐享平罗品牌。构建服务体系。一是探索以地养老新模式。当农村老人因身体等原因无法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时,可以自愿有偿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等,交由村集体收储后统一流转经营。老人用补偿费置换养老服务。二是加大扶持力度。     

精准兜底托住城乡居民“幸福底线”

近年来,海南省民政部门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脱贫攻坚的决策部署,坚决扛起民政部门在脱贫攻坚中的职责使命,扎实推进农村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织密织牢社会救助兜底安全网,稳步提高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取得积极成效。2020年,海南省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75万户6.87万人纳入低保或特困进行兜底,将2.3万特困人员全部纳入照料服务范围,实现平日有人照料,生病有人看护。     

上面一句“看着办”,基层干部直冒汗

身为基层干部,谁没请示过上级?有请示就该有回复,只是有一种回复,基层干部听了心里会打鼓,那就是3个字——看着办。遇事看着办,基层心肝颤为推进农村厕所革命,2018年北方某省按每个厕所补助1000元的标准下拨了专项资金,第二年又要求县级财政按照1:1的比例予以配套。然而,一位镇长告诉记者,两年多过去了,补助还没有落实到位:现在任务更重了,可我们咋进老百姓院里做工作呢?     

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向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 李克强主持 汪洋宣读表彰决定 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25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     

“十四五”时期天津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有效路径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之年。天津应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形势、新要求,进一步完善乡村振兴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制度体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探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有效路径,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持续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让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共享发展成果,为“十四五”时期天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三大关键问题:一种思维向度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动力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特别是农地集体所有权的改革,乃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关键与核心。为形成共识、凝聚力量,促进改革朝着有利于乡村振兴的目标迈进,使中央精神能够落实为法律政策、物化为实践成果,亟待对改革的基本思路和核心理念展开深入讨论。具体来说,需要深入讨论如下三大关键问题: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借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模式抑或重构一套体系;农地集体所有权的改革思路是向上提升抑或下放落实;在理解集体性质时是基于先验观念还是实践绩效。我们认为,要科学检验上述理论,应坚持实践绩效这一标准并同时结合主观评价。     

选择性干预:农村居民消解政策执行偏差的行为分析——以湖北省S村为例

农民如何来选择性干预村干部的政策执行偏差?对湖北省S村执行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任务过程具体实践的在场观察可以发现:一方面,农民通过政治话语、非常规行为和自我团结等进行自我赋权,搭建与村委会的对话平台;另一方面,活跃的草根组织增强了农民选择性干预村级组织政策执行偏差的能力。由于乡土场域宗族关系逐渐解体和基层悬浮型政权客观存在,村干部权威逐渐弱化。因此,在压力型体制和农村文化惯习双重制约下,村干部更多地只关注农民的行动选择是否会影响其政绩考核,对于村民的选择性干预行为采取放任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