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进城就业农民的再社会化

进城就业农民能否实现再社会化,已成为中国能否改变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问题。为此,从农民工自身,到全社会和各级政府,都应当积极探索,共同努力,关注、研究,并有所作为,从而促使农民工实现其再社会化。     

“村官”实行资格认证，好!

笔者在某县人代会期间,曾经遇上了这样的事。在讨论会上,好几名人大代表提出,请县政府对农民纯收入增长问题进行认真调查核实。县长接受了人大代表的建议,找来统计部门组织进行一次农民纯收入的分档排队调查分析。结果发现,占人口60%以上的普通农民,实际人均纯收入,却比全部人口的人均纯收入少了800多元,近年来非但没有增长,还下降了近百元。县政府由此了解了民情失真问题的严重性,决定认真解决农村贫富     

低保普惠浙江农民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简称“低保”)对大多数城市居民而言不是个陌生的词汇。从1993年6月上海市首创“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算起,这一制度在城市中已经施行了十三年,为保护贫弱群体与构建和谐社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近年来,一些有条件的农村地区业已开始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低保不再是城市居民的“特权”。所谓低保制度是指“根据维持最起码的生活水平的消费需求设立一个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每一个公民,当其收入水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而生活发生困难时,都有权利得到政府按照明文公布的法定程序和标准提供的现金和实物救助…     

社会转型中农民主体性的构建

传统农业社会都以个人依附于身份性共同体为特征,而现代公民社会则要消灭这种依附性并代之以“人的独立性”。中国农民是中国改革的原动力,随着社会转型的全面展开,农民缺少的不是进行创新的动力和能力,而是缺少必要的权利和自由。笔者认为,农民发展必须以农民利益主体独立为前提,实现创造主体与价值主体的统一,从而得出中国农民发展的最终归宿应该是:自由的农民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农村。     

我国农民平等权利法律保障:回顾、反省与前瞻

保障公民权利是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核心要求。在我们这个农民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度内,农民权利的法律保障无疑是法治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遗憾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在实践中人们都关注不够。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三农”问题的立法不仅数量与农民人口不成比例,而且立法的层次也较低,多数是一些政策性的文件和法规。就是在这些文件和法规中,农民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也是极不对等的。而且,在现行的一些法律规定中,尚有许多与城市居民相比不平等甚至是歧视性的规定。为缩小乃至最终消灭城乡差别,必须从制度上建构对农民权利的法律保障。     

村民组与农民行动的单位——安徽肥西县小井村调查

小井村这类以村民组为基本认同及行动单位的农村,应该是极少的.村组建制本身,也有助于村民互动,也就在积累一些村组的认同.而村组共同的诸如水利设施、公共道路等,也为村组认同的建立,提供了功能性的理由.村一级以大量集体资源为基础,成为认同和行动单位,很好理解:利益调动了村民的认同.而中国绝大多数村委会都没有象样的集体经济.要形成村组认同,以解集体行动的难题,目前有两个特别好的东西可用:一是集体土地可以收租.二是国家以工哺农,可以将财政转移支付到村组.小井村以村民组为基本的认同和行动单位的情况,可能与其特殊水利有关,功能性的水利与村民组的认同,可能相互强化.     

如何调节我国当前的收入差距

近年来,我国居民贫富出现分化,基尼系数超过 0. 45,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为广大工薪阶层、农民群众以及高层所瞩目.党的十五、十六大等先后对此作过重要论述,政府也采取了很多调节措施,但总的看,调节收入差距的效果并不明显,这表明我们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进行探索.     

关于湖北省实施商标兴农战略的几点思考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指出了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强调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湖北作为我国中部的一个重要省份,一个农业大省,如何实现农业增产的同时保证农业增效?笔者认为,大力实施农产品商标战略是一条重要的途径.     

构建农民权益维护中心的设想

当代中国处于转型社会时期,利益的分化和多元是转型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建立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使多元的利益要求反映到政府系统是人民的利益要求得到满足的前提。本文认为,现在既有的农民利益表达渠道没有切实起到作习,设想通过建立农民权益维护中心的非营利组织,建立农民利益表达的畅通渠道。     

女性农民土地权益保障问题研究

土地权益是农民的主要权利之一,也是衡量农村男女两性权利平等程度的主要标志。我国女性农民土地权益的保障现状不尽如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男权社会的遗毒和民间法对国家法保护女性土地权益的扭曲。纠正这种现象,需要强化女性土地权益平等的观念,健全女性土地权益保护的法律体系,引导民间法走向性别公平与公正,优化土地资源平等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