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宏观税负差异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

本文对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各地区宏观税负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利用30省区1994-2004年的面板数据,检验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变化、对外开放程度、税收优惠政策等因素对地区宏观税负的影响。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和税收征管水平提高是我国省级宏观税负水平提高的最大影响因素,而FDI则在短期内对宏观税负水平起负面作用。相对来说,产业结构的变化对宏观税负的影响比较有限。基于这些发现,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政府预算“超支”与企业实际税负

在减税降费的背景下，政府预算“超支”造成的财政压力削弱了实质性减税的政策效果。如何使企业在减税降费中更有获得感，以激发市场活力是现代财税治理的重要话题。文章通过拓展的CES生产函数推导发现，政府预算“超支”会使企业实际税负向上正向偏离。基于全国税收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政府预算“超支”加重了企业的负担，预算“超支”引致的税收征管力度增强起到了传导作用。现金流约束较紧、规模较小、非国有企业和位于欠发达地区的企业，其实际税负受到的影响更大。进一步完善财政支出责任改革，匹配事权与财权，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加强预算法的实施，是规避地方政府预算“超支”，进而降低企业实际税负，增加企业获得感的重要途径。     

论刑法中的减轻处罚与司法适用限度

刑法中的减轻处罚，既包括“可以型”，也包含“应当型”。然而，如何解释与适用减轻处罚的幅度，尽管刑法有明文规定，但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存在极大分歧与争议，带来司法适用中的个案不公平。对于刑法作出的只能在法定刑幅度的下一个量刑幅度内（即只降低一格）判处刑罚的规定，不能机械地、形式化地理解与适用。刑法规范的解释必须作类型化分析，并受体系解释与当然解释的逻辑制约。当刑法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时，减轻处罚原则上只降低一格；当刑法规定“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或者“免除或者减轻处罚”“免予刑事处罚”“免除处罚”时，对于减轻处罚的司法适用，就不应当受“只降低一格”的限制；刑法有关酌定减轻处罚的规定，也不应当受“只降低一格”的约束，最低减轻处罚的幅度完全可以降至罚金刑的适用，即使刑法分则中并没有此刑种的规定。刑法分则的罪刑配置，原则上是针对单个人单独实施某一行为且达至既遂状态而设置的。因此，降低一格判处刑罚的减轻处罚，只针对作为实行犯、实行犯的主犯或者教唆犯的主犯而言，且原则上只具有一个减轻处罚情节时适用。对于从犯、胁从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不应当适用、也不需要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