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需要确立五大改革观

知名国情专家、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提出，中国改革需要确立以人为本等五方面达到社会共识的改革观。需要以人为本的改革。改革不是以物为本，特别不是GDP为本，而是以人为本，就中国而言，改革应有助于十三亿人获得更多发展机会，提高发展能力、分享发展成果，改革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使十三亿人口得到全面发展，既是改革的出发点，又是改革的归宿点。     

国有企业实行分享制的现实制约因素与对策

国有企业实行分享制受到了国有企业属于国家的观念、劳动者讨价还价意愿和能力以及国有企业经济绩效的制约。它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 ,以教育为本、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 ,坚持从总体上搞活国有经济 ,为国有企业实行分享制创造宽松的思想环境、深厚的主体基础、坚实的物质条件。并且 ,积极、稳妥地开展分享制的试点工作 ,为国有企业普遍实行分享制积累经验     

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业开发中的利益分享机制之确立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具有宝贵的文化价值,同时还蕴含着丰富的经济价值.随着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业开发程度的加剧,商业开发中的利益分享机制亟待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机构的设置、知情同意原则的应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平台的建立都和利益分享机制密切相关.实现利益分享的具体方式包括合作开发、合资开发、发源地投资、知识产权共享、金钱补偿等七种具体方式.     

"传统"与"现代"的对话:论遗传资源获取及惠益分享与知识产权

信息社会中随着研究视角从"文化多样性"深入到"遗传多样性"领域,遗传资源荻取及惠益分享与知识产权的法律问题得到彰显.其根本冲突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传统知识与原有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协调;遗传资源提供方与利用方的利益协调;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矛盾冲突的协调.就主体要件而言,群体主义权利主体模式具有可行性;就程序要件而言,事先知情同意规则、许可规则、来源地规则具有必要性;就知识产权体系下的惠益分享方式而言,积极参与具体研发过程具有战略性.在调整遗传资源与知识产权的诸多利益关系过程中,需要警惕四大风险:知识产权过度扩张而导致"反公有物悲剧";知识产权成为利益集团谋求私利工具并危害公共福利:利益分配新失衡致使"弱势主体"再次错失发展机遇;以牺牲环境利益为代价的技术开发.     

企业所有权分享安排与企业业绩

企业所有权在物质资本出资者、经营者、生产者和债权人之间分享安排,可以调动各分享主体的积极性,提高企业业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企业所有权规定了其主体可以从企业的剩余中获取与其努力程度相适应的收益。企业所有权分享安排形式多种多样,既可以是完整的企业所有权分享安排形式:既安排剩余索取权,又安排归属性控制权;又可以是不完整的企业所有权分享安排形式:只安排剩余索取权,或只安排归属性控制权。不同的企业所有权安排形式,具有不同的激励作用和激励时间,对企业业绩的影响也不同。     

省政协举办《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读书分享会

按照全国政协的部署安排,福建省政协于2020年12月8日举办《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读书分享会,与会各专委会代表分别从各自的工作、专业、界别等角度出发,畅谈阅读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体会感想。本期摘登各位委员的学习体会,与广大读者一同分享。     

喜马拉雅:用声音传递爱与温暖

前段的“宅家时光”,让音频分享平台喜马拉雅更火了。平台新增了大量听友,用户的人均曰收听时间超过170分钟。非常时期,喜马拉雅紧紧抓住“声音”这个核心利器,危中见机,发挥平台传播影响力优势,勇担企业使命,为公众筑起“防护墙”,打造“耳朵经济”新引擎。     

现代物权分置的路径与适用

发展不充分的压力迫使物权制度变革:现行物权向现代物权提升。分享经济的实质是分享权利,排他性物权却拒绝权利开放。依物权状态二元结构模型,将总体物权按归属物权与利用物权进行二元分置,排他性静态归属物权与开放性动态利用物权分别独立。以不完全契约的物权意思表示,从现行物权中分离动态利用物权并保障其独立运行;明确动态利用物权的独立地位并将其置于社会公众领域,让权利便于辨识、分享并能形成竞争性利用格局。多功能属性的利用物权表现为系列物权行为、物权变动意思,权利行为的相互性与社会化需要物权立法安排运行轨道。分置并认可利用物权的独立与开放等特性,可让农地三权分置问题定分止争。     

国有企业改革与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

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决定了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只有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才能不动摇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共同富裕是改革的最终目标.受生产力水平的制约,"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我们在走向共同富裕过程中的必然的政策选择.但是,什么人先富、哪部分人先富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所有劳动者都是人力资本,都应分享利润.     

立法机关为什么能行使司法职能

立法机关司法职能的正当性来源于政治权力运行的逻辑必然和实现对它权的制约需要,分权并不排斥各政治部门之间为了合法的目的而进行最低限度的权力交叉;同时,发挥代议机构的政治协调功能以及司法权的社会分享也为之提供了价值支撑和理论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