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以公安院校《刑事侦查学》课程为例

以微课为载体,结合公安院校《刑事侦查学》课程的特点,尝试构建翻转课堂教学模型。该模型由课程开发、课前学习、课堂活动、研讨总结四个模块组成。在对刑侦专业122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提出设计翻转课堂时需注意的问题,包括构建成功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型、提供优质教学资源和教学平台、不断优化翻转课堂教学设计和策略、建立翻转课堂考核评价制度、提高教师的专业能力、加强组织和管理等,并针对目前在我国高校实施翻转课堂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     

论“两山”理念蕴含的科学思维方法

两山理念蕴含的科学思维方法,为新时代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方法论指导,要求我们从战略思维上把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从系统思维上把人-自然-社会作为内在的有机体去把握,把生态治理看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从辩证思维上把握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相互关系,在实践中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构成统一的整体,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庭审实质化背景下调查人员出庭作证方法审视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真正实现庭审实质化,需要公(监)检法各司其职、协调配合,最终达到发现案件事实的目的。根据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解释第136条之规定,调查人员负有出庭作证义务。在规范法学与社科法学语义下,能够明确调查人员仅指监察调查人员。监察调查人员积极履行出庭作证义务能产生诸多实效,而实践中围绕其出庭作证身份争议颇多。为了更好地推进庭审实质化工作,应跳出对监察调查人员出庭作证时身份进行单一界定的藩篱,找寻一种无须过多考虑监察调查人员身份样态的作证方法配置,即以类似证人作证模式为主导方法,辅之以有效发挥监察调查人员出庭作证功效的身份分类实体无涉方法。     

新《法官法》背景下湖南省法官健康权保障实证研究

新《法官法》出台以后,湖南地区针对法官职业保障问题实施了诸如设立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但收效甚微。当前法官健康权保障状况不容乐观,多数一线法官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心理压力过大且没有疏解渠道。此外,因其职业特殊性,法官的人身安全还面临着较大的威胁。法官健康权事关司法公平正义的实现,保障法官健康权也是当前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应有之义。湖南地区应采取扩充法官职业队伍、建立法官心理健康服务机制以及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等措施,实现对法官健康权全方位的保障。     

“三治融合”方式方法研究

三治融合之合理性不仅是良政善治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客观要求,而且是中国之治道路、制度、文化、理论及其实践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构建与治理能力提升过程中合乎逻辑的表达与现实实践的样态。就三治融合的内在逻辑关系而言,自治是激发基层社会治理的内生力,法治是增强基层社会治理的硬实力,德治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软实力。直面一些地方三治融合治理模式在观念认同、主体实施、法律制度安排层面存在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及其薄弱环节,唯有充分释放自治、法治、德治作为相对独立的治理模式自身的功效,弥补各自存在的功能不足及其运行机制衔接、各自优势互补的诸多短板,才能寻找到三治融合新型治理模式的最佳实现形式。考察治理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之成果,基层治理三治融合的科学方式方法可以抽象凝练为:整体性方式方法是其内在功能质的规定性的根本要求;体系性方式方法是其治理目标选择的集中表达;协调性方式方法是其价值追求、政策策略与实施行动的高度统一。     

孙伟铭被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案

原公诉机关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孙伟铭,男,1979年5月9日出生于西藏自治区,汉族,高中文化,信息技术从业人员,户籍地重庆市沙坪坝区晒光坪56号附10号5—1号,捕前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芳草街36号瑞升花园3幢2单元502号。2008年12月15日因涉嫌犯交通肇事罪被刑事拘留,同月26日因涉嫌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逮捕。现羁押于成都市看守所。     

中德(日)犯罪成立体系比较分析

我国刑法界目前正在进行"犯罪构成体系重构或者完善"的讨论。"重构说"强调应以德国及日本的犯罪成立体系为参照,对源自前苏联的我国通说性犯罪构成体系进行全面改造,而"完善说"对通说体系的态度则以调适修补为基调。因而,站在解说中国问题的立场对德日体系之利弊得失作出评析,便尽显必要。     

法学研究的经济学维度——基于法律经济学的思考

法律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重要表现 ,它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来考察、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及未来发展的学科 ;它是法学和经济学科际整合的边缘学科。本文在阐述了法律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及基本理论思维后 ,提出了法律经济学运动带给我们的几点思考     

“违约所造成的损失”界定:理论与实证研究

通过收集和分析最高人民法院在违约损失界定领域的判决,检验学界的解释学研究成果及其在裁判中的适用,可以发现,学界的解释论成果并未在法官(作为一个整体)的实践中得到适用,学界共享的解释论立场,也未为法官(作为一个整体)所采纳。与学界试图通过法教义学研究实现规则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并缩小法官的裁量权不同,法官以扩充裁量权的方式展开推理。在这一推理模式下,表面看来相互矛盾的法律意见,均可得以正当化,并消解了学界的解释论立场及其法教义学结论。从短期看,法官的立场有其合理性,但从长期看,过多的自由裁量权导致不能实现同案同判,法官应放弃其过度泛化的裁量权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