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行政程序立法:语境、问题与方案

本文从现代行政国家中行政权不断增长与行政程序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入手 ,指出了现代法治国家中行政程序对行政权行使理性化的重要功能。通过对西方主要国家行政程序发展的简要考察 ,文章强调 :我国正在进行的行政程序立法 ,是一个“政府再造”的契机。围绕着我国行政程序立法 ,文章对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制度基础、理论基础、以及相关的现实问题进行了扼要归纳 ,这些归纳构成中国行政程序立法的语境。在此基础上 ,文章结合《行政程序法》(专家试拟稿 )的基本框架 ,对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立法模式、目标、结构、以及行政程序法与其他相关法律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指出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语境 ,提出立法中的基本问题 ,并探讨可能的方案 ,从而引发对这些问题更多、更深入的关注     

从行政机关应诉看行政执法应注意的问题

重视合法性、轻视合理性;重实体、轻程序;执法效率意识滞后、行政服务观念淡薄,仍在行政执法中存在。加强行政执法,提高行政执法水平任重道远。     

关于治理商业贿赂的若干问题

本文分析了商业贿赂的概念和主要特点,阐述了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应予明确的目标、原则和重点,并对查处商业贿赂案件需要准确把握的法律政策界限,商业贿赂犯罪刑事立法的完善以及执法机关在建立健全防治商业贿赂长效机制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     

刑事被害人的知情权探析

被害人的知情权是被害人行使其他诉讼权利的逻辑前提,是诉讼民主的重要体现,亦有助于实现社会正义。国际公约及其他国际性文件和法治发达国家都对公民的知情权及被害人的知情权都作了明确规定,有的国家甚至将其上升到宪法的高度。我国刑事被害人享有一定程度的知情权,但权利告知规则仍不完善,被害人对案件的进展、诉讼结果以及刑罚的执行情况缺乏知悉途径,知情权的实现缺乏保障机制。立法上应对其作相应完善。     

向谁辩护，谁来倾听？——以律师会见权问题为切入点的分析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次允许律师在刑事审判前阶段参与诉讼活动，这是我国法制史上的一大进步。但随后出现的律师“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以及“取保难”和“维权难”又使得这一进步大打折扣。笔者试图以律师会见权问题为切入点，深入探讨这几难问题形成的原因，进而发现在刑事审判前阶段，只有侦辩或控辩双方，而无中立的第三方存在，法院只是在审判阶段才开始其诉讼活动。那么，律师在审判前阶段，向谁辩护？又有谁来倾听呢？     

侦查讯问制度与对抗制庭审制度之价值协同问题研究

侦查讯问具有结果价值和程序价值。这两种价值的不同追求决定着侦查讯问的诉讼结构,而且该结构一般与庭审方式保持了相同的理念运作。然而从我国1996年刑诉改革以来,对抗制特色庭审方式与强职权侦查讯问方式存在着不可调和的价值冲突,以至司法实践中两种制度难以对接运作,问题颇多。     

欧盟通用产品安全法律制度初探

欧盟通用产品安全法律制度的框架是通过两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指令 (GPSD 92 / 5 9和GPSD 2 0 0 1/ 95 )来建立和完善的。这两项指令均为采用产品安全立法新模式的横向指令 ,即直接规定对生产者和销售商的通用产品安全义务———只能将安全产品投放市场。本文通过对两项指令重要条款的比较分析 ,介绍了欧盟通用产品安全法制的发展及现状     

刑事证人权利保护的立法思考

当前我国刑事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现象相当普遍 ,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现行立法对刑事证人的权利保护不够完善。我国刑事证人权利保护机制要立足国情 ,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 ,遵循预防性保护与惩罚性保护、一般保护与特殊保护相结合的原则。     

刑事羁押制度-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分析

我国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与过去相比已经有所改善,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刑讯逼供、超期羁押、违反平等比例原则、侵犯犯罪嫌疑人获得帮助和救济的权利等现象时有发生.文章主要针对上述现象提出一些相应的对策.     

从行政复议的价值定位看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缺陷

笔者认为在行政复议中正义价值与效率价值应是绝对的且是并重的，其一，行政复议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行为应具有行政法的效率价值；其二，行政复议制度作为一项特殊的救济制度，其正义价值也是不可或缺的。在任何情况下行政复议都不能放弃正义、效率价值定位。而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设计恰恰忽略了效率和正义价值的重要性．过分的强调了程序的作用。行政复议本就是行政行为，是在行使国家行政权力，这是行政复议机关的权力而不是权利，不作为行政或错误行政都应有相应的法律责任，尤其是维持错误行政行为的外部法律责任。另外行政复议从其是行政的性质来分析，行政复议不应是终局的，行政相对人对其不服还应有司法救济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