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窃入刑”中若干争议的消解

扒窃入刑的必要性主要在于其扒窃行为的特殊危害性,“扒窃入刑”客观上无数额、次数、手段的限制,突破了盗窃罪以数额定罪的观念,但主观上应是基于窃取较大公私财物的故意,应从这两个方面把握扒窃的入罪标准.扒窃的既遂标准与一般的盗窃差异不大,但扒窃入刑使得扒窃未遂也受处罚.总之,《刑法修正案(八)》关于扒窃的规定,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司法实践中打击扒窃的困境.     

浅议人民检察院在民刑交叉案件中的法律监督地位

实践中，“先刑后民”司法处理原则适用的泛化曾给民刑交叉案件的正确处理带来偏差。本文从立法尚不明确的情况下更需要加强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和可以充分利用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同时作为程序参与方（公诉机关）的便宜入手，论述了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行使其法律监督职能，从民刑交叉案件的管辖问题入手，对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加强监督。     

关于盗窃罪若干问题的思考

调查发现，盗窃罪是刑事发案率最高的一种犯罪，正因为此，我国立法和司法都对盗窃罪予以了相当的关注和重视。然而经过实践的检验，我国盗窃罪的某些立法和司法还存在很多值得反思的问题。本文就盗窃罪的主刑、附加刑和盗窃罪的有关司法解释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左传》中的“刑”和“法”

《左传》中，“刑”字主要在广义的“刑罚”意义上使用，“法”字主要在“法度”的意义上使用，二者无直接联系，“法”即“刑”之说不能成立。“法”与“刑”相通的基础是都与“法度”、“礼则”之意相关。《左传》中“法”字和“刑”字的使用情况反映出：“法”不是“刑”，至少在战国初期以前，“法”是内含“正”义的，这种“正”指的是合于先王之道。     

浅议短期自由刑

2011年的《刑法修正案八》使宽严相济政策再一次出现在人们视野中,宽严相济对缓刑制度、假释制度、社区矫正的修改都有所涉及。而以拘役为代表的短期自由刑在国际社会废除短期自由刑的浪潮之中,依然没有很大的改变。短期自由刑是我国刑罚体系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利弊存废之争处于自由刑改革的风口浪尖。在经过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争论之后,学界的共识是短期自由刑有其存在的价值,但同时短期自由刑也存在很多的弊端。因此,我们应当在充分研究短期自由刑利弊的基础之上,发现其不足及缺陷,从而找到短期自由刑的完善措施,使短期自由刑更好地发挥其作为刑罚手段的功效。随着和国际社会交流的深入以及我们对国外法律知识认识的加深,学者们更清晰直观的看到中国短期自由刑的弊端,依此提出更加有效的解决办法。     

中华法系"刑法"主体形成原因辨析

法史学界一般都认为中华法系的源头是"刑始于兵",然而西方上古社会时期也同样是部落、城邦战争不断且非常残酷,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是"刑始于兵"呢?其实,中西方法律的不同源头应主要在两者完全不同的部落权力结构之中,应该是中国上古社会的一权制政治体制导致中华法系以"刑法"为主体.     

从孔孟到荀子：法律的道德基础及其证定——从德与法的关系看先秦儒家法律观念之演变

在法哲学领域当中,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乃是核心问题之一。在中国的传统中,由孔孟＂德主法（刑）辅＂之观念塑造而成的是国人重德轻法、重情轻理的处世态度和生活方式,法或刑在孔孟的思想体系中,是一种缺乏道德合法性的、消极无奈的存在。在荀子的观念体系中,孔孟的理论偏差得到了恰当的修正。荀子在＂人之性恶＂基础上对法律的道德合法性所进行的证定,使德与法之间达成了一种同质、统一的关系形态,德法同行,相辅相成,个体由此可化恶成善,社会据此可正理平治。     

刑事辩护与检察

一、刑事辩护的意义和必要性律师制度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对于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进依法治国,都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没有律师制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而律师刑事辩护制度是律师制度最     

论量刑情节的冲突及其处理

量刑情节的冲突实际上是趋重情节与趋轻情节在量刑适用上的抵触,具体可以分为责任刑情节冲突和预防刑情节冲突。当发生责任刑情节冲突时,根据各责任情节宽严作用赋予其相应的系数进行抵销,从而得出责任刑点;当发生预防刑情节冲突时,必须根据预防的需要赋予其相应的系数进行数量折抵。在任何场合,预防刑情节的适用都不能突破责任刑点的限制。通过这种系数的抵销不断对基准刑进行修正,进而实现宣告刑的合理化。     

关于未成年犯适用罚金刑的探析

对未成年犯适用罚金刑是各国广泛的做法。本文通过我国现行法律对未成年犯适用罚金刑的规定引申出对未成年犯是否适用罚金刑以及当前适用罚金刑的缺陷,从而提出进一步完善未成年犯适用罚金刑与判处罚金刑中的相关制度方面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