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著作权罪”刑民并科下的责任聚合冲突

我国《刑法》第217条和第218条将侵犯著作权的特定行为纳入刑法予以打击,司法实践中将侵犯著作权罪认定为是占有型犯罪而不得适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著作权人只能通过事后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的著作权。在我国“先刑后民”原则的要求下,刑民并科要求所带来的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承担的冲突,亟需更好的程序法衔接才能解决。     

论狱徽的功能

狱徽是监狱的形象标志,是监狱的"文化名片",具有审美和文化功能。狱徽之美在意象、意境、典型。狱徽的文化功能包括文化标识功能、文化改造功能、文化引导功能等三个方面。     

网络融资的民刑交叉困境与抉择——基于被害人利益保护的视角

P2P借贷作为网络融资的方式之一,不时行走于刑事犯罪的边缘,被害人群体的权益保护成为该类民刑交叉案件的聚焦点。基于被害人利益保护的视角,有必要厘清单个借贷行为与整体吸存行为的差别,区分借贷这一"双向维度"行为与诈骗这一"单向维度"行为,将涉刑合同效力按照涉嫌罪名的不同区分对待: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之借贷合同应为有效,涉集资诈骗罪之借贷合同应为可撤销,从而更好地实现对于被害人应有权益的立体保护,这也是规范目的及公私界分视角所推演出的合理结论。同时,可以通过平台数据的监控预警为被害人利益之保护创设前置性的制度保障。     

理念转变与规则调整:涉毒犯罪的网络异化及其刑法应对

互联网的虚拟性、便捷性和大数据时代的即时聚集效应,使网络社会中的涉毒犯罪活动呈现出犯罪数量不断激增、犯罪人数急速增长、犯罪年龄呈低龄化、犯罪破坏性急剧扩张等特征。目前,学界对互联网吸贩毒"聊天平台"的定性存在辩争,因而极有必要扩大解释容留他人吸毒罪,以约束网络涉毒组织行为。此外,共犯中的组织犯和帮助犯在互联网中出现了异化,相较于传统犯罪主犯,组织犯作用在递减,较之传统犯罪从犯,帮助犯作用在递增,因而必须从严打击互联网涉毒犯罪的帮助犯,并对借助互联网实施涉毒犯罪人员增设资格刑。针对互联网新型毒品犯罪的法律缺漏,需要增设组织吸毒罪、传播毒品信息罪,强化对毒品犯罪源头和消费行为的打击。     

我国非法行医罪量刑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以全国27个省份法院裁判文书作为实证研究样本,运用统计学分析方法对我国非法行医罪的量刑进行分析,观测我国非法行医罪量刑的基本特征;对影响非法行医罪量刑的诸多因素进行概括总结,探索基于不同因素在量刑上的差异及对量刑的影响。发现当前我国非法行医罪量刑上值得推广的经验和需要改进的问题,期翼为我国非法行医罪的理论繁荣提供经验基础,为司法人员量刑提供参考。     

论触法未成年人的处遇与管教

目前,触法未成年人恶性案件的多发态势已经成为未成年人犯罪治理的关键问题。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并非解决触法未成年人问题的治本之策,应当以多元的视角区别看待触法未成年人。在全面审视现有触法未成年人处遇与管教措施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应当完善现有处遇与管教措施,构建限制人身自由措施单一化、社区性处遇措施多样化的触法未成年人保护处分措施。同时应引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搭建二元化的未成年人司法处遇体系,从而破除触法未成年人一元化处遇与管教困境,有效应对触法未成年人恶性案件的多发态势。     

法与天下共

汉文帝时期,张释之由兄长出资做了"骑郎"的小官,在这个位子上呆了十年也没有升调。后来受到了高官袁盎的赏识,才升了几级。又因缘际会给文帝上谏言,受到称赏重用,才能优异表现突出,一直做到廷尉。廷尉在当时为九卿之一,掌管刑狱,是国家的最高司法官员。有一次皇帝出行,从渭河的一座桥上过,有个人突然从桥下跑了出来,皇帝乘车的马匹受到了惊吓。侍卫立即就把这人抓住了,交给廷尉张释之处理。张释之就审问起来。那人说:"看到官府的人     

周初德刑思想探析

周武王的军队占领殷都朝歌,统治了六百余年1的商朝灭亡,周朝由此建立。周朝建立之后,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初统治者巧妙地使用了"德"这个概念,将天与王权结合起来,为武王克商找到了合理依据,同时也为周王朝未来的统治提出了合理性规划。"德"以及德治思想的提出既体现了周人思想体系中天命思想的羁绊,也是人文精神萌发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