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诉法视域下的警察权行使研究

新刑诉法对公安机关警察权尤其是侦查权的行使,在案件管辖的确定、强制措施的采取、证据收集种类和手段的扩充、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精神病人的临时性约束措施的采取等方面给予了新的授权,但同时在律师参与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合理性实施、非法证据的排除、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保障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安机关应进一步主动适应、积极应对新刑诉法的实施,从执法理念,侦查策略,办案模式,讯问方法,证据意识等方面入手,进一步规范公安机关执法。     

法治视野下的侦查取证研究

侦查取证包括发现证据及其线索和收集证据两个部分。其中,证据及其线索的发现一直游离于立法的边缘,有必要对其加以规制。依据证据表现形态之不同,收集证据包括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的收集,2012年刑诉法不仅完善了证据收集的手段,而且构建了遏制非法取证的机制,对侦查取证工作的整体推动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刑诉法视野下刑事和解制度初探

刑事和解作为修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最大限度地保护被害人利益,解决加害人和被害人矛盾关系的一项新的刑事司法制度,紧密契合了当下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有效缓解社会矛盾,促进加害人具结悔过、积极改造、回归社会。本文试图探析在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公检法司等部门如何在具体的工作中对此项制度加以运用。     

刑事诉讼法修改与检察工作机制完善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强化法律监督,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刑诉法的修改和检察工作形势的不断发展,检察工作机制存在的不足也日益显现出来。在本文中,笔者结合修改后刑诉法规定和自身检察工作实际,对修改后刑诉法给当前检察工作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提出对策,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促进检察工作机制更加完善。     

检察视野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之构建

新刑诉法第275条确立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但这条规定太过原则化,在司法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本文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概念、司法困境及如何进一步构建入手,希望能充分发挥该制度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重要价值。     

不起诉制度利弊析

<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于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以下简称新刑诉法)该法以进一步协调打击力度与保护程度为宗旨,扩大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提高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改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为带当事人主义色彩的对抗式诉讼模式;废除了检察机关的免予起诉决定权,更新了不起诉制度等等。毫无疑问,新刑诉法的颁布,使我国在法治化进程上迈出了难能可贵的一步。但是,欣慰之余,我们也应当清楚地认识到,该法在不起诉制度的设置上存在较为严重的失误,有可能在理论与实践上带来混乱及产生较大的负效应。因此,有必要对不起诉制度作深入的探讨,区分免予起诉与不起诉制度的本质差别,充分认识这一举措的重大意义。同时,也应看到由于矫枉过正的思维方式和立法技术粗糙,导致该制度的设置有违背宪法乃至动摆国家公诉制度之虞,且极大地损害和削弱了检察机关的地位和作用,也背离了新刑法的立法初宗。     

被害人诉讼地位和诉讼角色的变化

<正> 一、新刑诉法有关被害人诉讼地位的新规定 传统理论认为,在公诉案件中,被害人不是诉讼当事人,而仅是控诉一方的诉讼参与人,享有法律赋予的极为有限的诉讼权利。而新《刑诉法》的公布,打破了传统理论的界限,将被害人纳入了“当事人”的范围,并赋予其较现行法律更为广泛的诉讼权利。法律的这一变化,不仅使被害人成为了独立的控方当事人,而且也极大地增强了被害人与被告一方当事人抗衡的能力。特别是法律的变化,更促成被害人以下特点产生:     

论新《刑事诉讼法》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

正新《刑事诉讼法》在第五编第三章,增设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简称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2012年10月和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先后通过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分别就该程序的具体适用规定了细则。     

新刑诉法背景下如何开展公诉工作

小改到大修,刑诉法脱胎换骨,检察工作面临深刻调整。公诉工作从总体上强化了检察职能,增强了法律监督的方式和途径,增加了公诉职能的内容,适应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的公诉工作,必须统筹兼顾,妥善处理八大关系。     

完善刑讯逼供防范机制防止冤假错案之研究

刑讯逼供在我国司法界是个屡禁屡犯的顽疾,它的存在践踏了公民的人格尊严,也损害了司法威严和公平正义。本文就刑讯逼供成因进行分析,并结合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如何防范刑讯逼供,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