菅直人能引领日本走出困局吗？

2010年6月2日上午，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正式宣布辞职，原因是没有解决好普天间美军基地搬迁问题以及民主党自身的政治献金案，导致内阁支持率跌落到10％的程度。6月4日，鸠山内阁的副首相兼国家战略担当大臣菅直人当选为民主党新党代表，随后他被推选为日本第94任首相。菅直人，这位平民政治家，在危急时刻被赋予重任。     

媒体介入司法是柄双刃剑

公安局长张金柱交通肇事案、杭州飙车案、许霆案、机场女工拾金案、深圳猥亵案、邓玉娇案……每一个案件的发生，都牵动着民众的心，每一个案件的审判，都搀杂着媒体的声音。相似的案件，不相似的结果，是司法公正的裁决，还是“媒体审判”的结果？伴随着这些案件的发生，“媒体审判”一次次成为热议的话题。     

刑事政策演进视阈下的"破小案"(下)

随着社会治安形势的发展，基本刑事政策由“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向“宽严相济”演进，随之具体刑事政策亦将由“严打”向“破小案”演进。考量法律的严肃性和执法的公正性，在刑事执法层面，警察机关应树立“破小案”的工作理念。     

从“姆纳顿标准”到“卡勒案”:美国精神障碍认定标准的发展、争议与启示

不同于其他科学证据采信规则，美国精神障碍的认定有其独特的发展路径和规则标准。从姆纳顿标准、不可抗拒的冲动、达勒姆规则到《模范刑法典》,联邦和各州对精神障碍辩护的态度和认定标准不一，导致相关案件司法混乱，公民宪法权利严重受损。2020年美国最高法院试图通过卡勒案来遏制这一现象，但因精神障碍认定本身的技术缺陷和经验法则，面临质疑。可以看出，精神障碍认定的核心问题在于何种条件下允许精神障碍辩护以及如何通过相对确定、客观的标准评定被告人案发时的认知和道德能力。我国在精神障碍认定标准的探索中，应当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精神病鉴定的申请权，严格审查鉴定人和专家辅助人的专业适格性，以ICD-11诊断标准为据完善认定规则，确保认定结果的可靠性和透明性。     

“津门一霸”李宝金落网记

2007年12月19日下午1时30分，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轰动全国的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国家二级大检察官李宝金受贿、挪用公款案进行公开宣判，李宝金究竟是如何从名震津门、权倾一方的执法者而陷落法网的呢？     

药店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开展诊疗活动的案例分析

药店坐堂行医是近年来非法行医比较多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经营模式多种多样（如股份公司的分支机构、连锁经营、承包租赁等）导致的处罚主体的认定、以及执业行为和非法所得认定的困难等，给行政处罚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笔者现就我局2007年4月对一药店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开展诊疗活动受行政处罚案中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新中国控诉美国侵台背景下的台湾地位问题再探——以国民党当局的应对为中心

台湾地位本不是一个问题,虽然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但海峡两岸都一直坚认台湾是中国固有领土的一部分,其地位早已为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所确认。杜鲁门借新中国控诉美国侵台案企图将台湾问题国际化,借助联合国解决台湾问题。国民党当局力图反对美国将此案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但在苏、美等操纵联合国的情形下,这个愿望很快落空,在此种状况下,台湾后退一步,希望联合国安理会只讨论美国侵台问题,而不要涉及台湾政治地位问题,更不希望联合国组团到台湾实地调查,并一度表示不惜使用否决权。为了寻求最终的平衡,国民党当局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既不反对美国的建议,也不允许联合国讨论台湾法律地位问题。     

海南洋浦多名警察控告被“刑讯逼供”黑幕

2011年9月14日,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公安局防暴队警察雷庭涉嫌非法拘禁案在海南省东方市人民法院开庭。新英湾派出所原所长陈焕鹏出庭作证,当审判长问他是否有被刑讯逼供的证据时,他高高举起一张纸,大声喊道：“有!”     

违约金调减的证明责任问题

在对《民法典》第585条第2款后段的解读中,应将"违约金过分高于损失"理解为违约金调减请求的权利成立要件,将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理解为权利成立的法律后果。这一区分对应了违约金的双重功能,可为违约金调减请求提供更清晰的审理思路。成立要件的审理对应违约金的补偿性功能,适用诉讼法理;调减衡量因素的审理对应违约金的履约压力功能,部分适用非讼法理。根据现行法,"违约金过分高于损失"的证明责任应由违约方承担,且不能转移。违约方的证明困难属于法官自由心证的范畴,在具体诉讼中可以通过事案解明义务缓解,但不改变证明责任、证明标准以及由此决定的本证与反证的区分。违约金调减衡量因素的调查不存在证明责任问题,应围绕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在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的交错适用中展开。     

英挪渔业案中的历史性权利研究及对中国实践的启示

英挪渔业案是国际法院处理历史性权利的最重要案件之一。法院对历史性权利的内容、构成和适用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在回顾该案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历史性权利,借以为中国未来的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借鉴该案的经验,中国有权在解决海洋争端时积极主张历史性权利,同时一方面明确权利涉及的地区范围和行使内容,另一方面强化这些地区有效的行政管理和开发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