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检察和解的效力补强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检察机关要立足本职工作,及时将矛盾化解在基层。随着民法典的全面实施,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得到充分彰显。而民事检察和解作为民事诉讼监督的重要工作机制,基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能够节约司法资源,有效化解矛盾,实现案结事了。但现实中,民事检察和解依赖于当事人的最终自愿履行,欠缺强制执行力,效力受限难以保证实际效果。应围绕树立正确理念、发挥上层引领、规范操作流程、加强检法衔接等方面,努力探索司法确认、深化听证审查、纳入信用体系等做法,全方位推进民事检察和解机制建设,不断补强其效力,切实发挥民事检察和解参与社会治理、定分止争、增进社会和谐的功能。     

浅析情绪犯的类型化归责——从“于欢刺死辱母者案”谈起

情绪犯在刑法实务中并不少见,但在理论中极具争议.通过“于欢案”以及药家鑫案、邓玉娇案、范木根案,对情绪犯概念加以界分,对责任弱化事由加以证成,能够充分论证情绪犯存在的必要性.同时,划分不同类型的情绪犯能够实现情绪犯的类型化归责,为确立“刺激行为+强烈情绪”型归责模式提供理论支撑.     

从念斌案看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在我国的确立

念斌案将禁止双重危险问题摆在了公众面前.禁止双重危险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诉讼中普遍确立的一项原则,但在不同国家的贯彻上呈现出不同,具体体现在“第一重危险”和“双重危险”的界定上.确立禁止双重危险原则是我国刑事诉讼发展的必然.英国的一般禁止加例外模式值得我们借鉴.对禁止双重危险例外的讨论具有重要意义.例外情形下的重复追诉与再审需要程序控制与救济.     

“人案比”二元模型与民事审前程序的优化——基于对广东省九个基层法院的调研

根据对广东省珠三角地区及粤东、粤北、粤西十余家法院的调研所见,构成一个有关法院“人案比”的二元模型,在此基础上对于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完善优化提出若干设想.     

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中的不足与演进(下)

知识产权疑难案件频出,却罕见法学家们提出有价值的解决方案,这意味着知识产权的法学研究存在某种问题.问题主要表现在:法学研究方法粗浅,以及对方法论缺乏认识.几种现象导致本领域的研究呈现出独特性.但这些独特性并不意味着知识产权法学研究可以“自外于”大法学,本领域需要理解并关注法学方法论以及其他相关部门法的研究.由于知识产权法学的独特性,其可能在我国法治建设逐步推进中发挥某种先行者的作用,但作为前提,知识产权法学研究必须正视并克服自己的不足.     

“快播案”中“传播”行为的规范化认定——以法教义学为视角

信息化时代的发展为网络犯罪提供了无限可能。法教义学视阈下,"网络传播"是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新型且普遍存在的行为类型。传播行为的构造分为作为与不作为的模式。结合快播一案,快播公司扮演着网络平台提供商和网络服务内容管理者的双重角色。法院从不作为的角度认定判决结果实则合理,但纵观全案,无论就其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还是快播公司的作为模式仍都存在论证空间。在现有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突破传统行为类型的研究,积极探索传播行为罪与非罪之间的界限,将成为网络大背景下司法实践的重中之重和理论亟待思考的时代命题。     

论引渡承诺的性质和效力——以“黄海勇诉秘鲁案”为视角

2015年6月,美洲人权法院的对"黄海勇案"(Wong Ho Yong v.Peru)作出最终裁决。该案的关键争议点在于中国作出的免除黄海勇死刑的承诺能否充分保证黄海勇回国后的人权。法院最终认可引渡承诺的有效性,认为秘鲁同意中国的引渡请求并未违反《美洲人权公约》。通过"黄海勇案",分析引渡承诺的性质和效力,引渡承诺可构成引渡条约的一部分、可作为国家单方承诺、或作为国家发表的政治性声明,引渡承诺也可以作为解释和修订引渡条约的国家实践,或作为证明国际习惯形成的国家实践。我国在打击跨国犯罪和开展海外追逃过程中应视情形作出引渡承诺。     

谈谈控申举报初查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反腐败的力度也越来越大。检察机关通过自身卓有成效的工作以及报刊、广播、电视、举报宣传周等全方位的宣传，进一步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反腐败的热情，举报线索也在逐渐增多。从近年来控告举报的案件看，其内容不仅涉及贪污贿赂、渎职犯罪，也包括了许多民事、行政等方面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