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创新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期扶贫开发的重要战略思想,系统总结我们党和政府领导亿万人民摆脱贫困的历史经验,提炼升华精准扶贫的实践成果,不断丰富完善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为脱贫攻坚注入强大思想动力。"回顾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7亿多农村人口摆脱贫困,中国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贫困治理道路。     

城市权利的法理意蕴

城市因人民而生,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构成并确立城市存在的基础范畴,人民的城市权利则构成了城市存在的核心价值。建设改造自己和自己城市的自由是最宝贵的权利,也是迄今为止被我们忽视最多的一项权利。城市化进程中折射出的问题是公民与市民之间关于利益的多元性以及主体的多样性之间的平衡与断裂。城市权利的话语构造了城市理论以及人的尊严理论的关联耦合。法治建设的核心推动力及主战场是且只能是城市。只有在城市空间中,利益的表达、权利的聚合、自由的汇总以及社会的多元才有可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彰显,权利的种类和内容才有可能渐次得到更新与发展,法治的理论与实践也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从文本到行动、从理念到现实的有机协调。认真对待城市权利将成为我们构筑城乡区域均衡发展、实现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以及法治发展三位一体建设的重要战略支点。     

实施村庄再生计划

目前的"空心村"并非都是未来的"空心村",并非没有发展前景。只要具备一定条件,这些村庄有可能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调研统计分析,近些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本市部分村庄人口出现收缩,在一些山区乡村,有条件的家庭举家迁入城镇,青壮年劳动力常年外出务工。     

浙东学派：为有源头活水来——浙江人民艰苦创业的精神支柱

本文首述“浙学”与“浙东学派”名称的由来，指出“浙学”名称始于朱熹的批评，其后由刘鳞长、全祖望等肯定；“浙东学派”名称始于明史馆臣的批评，其后由黄宗羲、梁启超等肯定。次述浙东学派的演变脉络，将北宋到南宋、元、明、清以至近代浙东学派的发展脉络梳理一遍，进而论证解析了浙东学派的思想内涵、基本精神及其时代价值。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价值意蕴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蕴含着丰富的价值意蕴,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和鲜明特质。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思想既包含了厚植于中国古代传统的"民本"思想、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观的价值底蕴,又凸显了符合人民利益和意志诉求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体现了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评判党的政策思路和执政行为是否践行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尺度,对于在新时代党的治国理政诸方面毫不动摇地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论互联网时代诽谤罪的公诉范围

我国刑法对诽谤罪采取自诉为主、公诉为补充的双轨制模式。由于刑法但书“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公诉依据具有模糊性,同时司法解释本身缺乏解释力和可操作性,存在同义解释、近义解释等问题,加剧了公诉诽谤罪和其他罪名之间的冲突和竞合,特别是当被害人为地方领导干部时,诽谤罪的公诉权在实务中存在被滥用风险,部分限制公诉权的要件在实务中被淡化甚至忽略。从相对狭义的角度看,“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只有在行为人对侵犯个体法益具备主观故意,但对侵犯社会法益或国家法益不具备主观故意(或无法证明其具备故意)的情形下,才有其独特的法律适用价值并不与刑法其他罪名相冲突。为妥善处理和平衡诽谤犯罪中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关系,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内外部变化,建议通过修改我国刑法,将诽谤罪区分为情节不严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三种形态,为充分保障宪法权利,情节不严重的不作为犯罪处罚;为充分保障自诉权,情节严重的为绝对告诉乃论;为依法惩治犯罪,对符合特定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情节特别严重的诽谤犯罪可以依法公诉,以维护网络信息秩序。     

开发性PPP: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各类资源优化配置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随着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强调“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逐步成为未来发展趋势。传统PPP模式的广泛运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困境、提升了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但难以满足新型城镇化对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的要求。作为传统PPP模式在中国的创新性实践,开发性PPP在区域的主体功能设计、公共治理以及协调发展等方面做出新的制度安排和策略选择,能更好契合“以人为本”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是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     

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研究述评与展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意识形态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学界关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研究亦展现出研究内容的全面化和深入化,研究领域的多元化和精细化,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的实证化。学者们深入探讨了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相关概念、战略意义、历史轨迹、经验启示、实现路径等问题,为进一步扩展研究空间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是仍存在学理性有待提升、整体性眼光和对过程的关注有待突破、中观和微观的动态研究有待深入、理论工具和分析框架的应用有待涉猎等诸多遗憾,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深化和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