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区”制度型开放的创新实践

我国制度型开放顺应全球化发展潮流，北京“两区”建设是我国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抓手。北京将“四个中心”功能有机融入“两区”建设当中，进一步发挥其在京津冀乃至整个北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不断释放制度型开放的创新红利。北京作为我国制度型开放的先行先试试点城市，负有引领地区经济走向高水平开放道路的重要使命，在开展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规则对接先行先试中，不断聚集有利要素，建设高水平开放新高地。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的五重逻辑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制度源于经济基础又服务于经济基础。中国制度建设,攸关国家的前途与命运。中国之治凸显制度优势。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是新时代党和国家重要的制度创举,必将对我国文化建设乃至国家治理现代化发挥重大的积极影响。深入理解和把握根本制度,需要科学阐发其内蕴的价值逻辑、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主体逻辑和实践逻辑。其中,价值逻辑是前提,理论逻辑是基础,历史逻辑是根据,主体逻辑是支撑,实践逻辑是关键。透彻理解和把握"五重逻辑",才能在治国理政实践中更好地坚持和完善这一根本制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夯实制度自信,并提供根本的制度保障。     

内蒙古自治区妇联:复工复产正当时 草原巾帼在行动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依靠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经济社会秩序加快恢复,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当前,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已经走出最艰难的阶段,但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形势严峻,防控工作决不能放松。在以常态化战斗确保防疫发展“两不误”的过程中,妇联组织、妇女姐妹齐心协力、持续奋战、善作善成,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尽显昂扬的巾帼斗志。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持之以恒,方能善始善终。面对疫情防控的新形势新特点新要求,本刊继续推出“抗击疫情巾帼行动”专题,记录“半边天”坚持不懈拓展疫情防控持续向好局面的奋斗姿态,多措并举推动有序复工复产的前进步伐,为夺取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贡献智慧和力量。     

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模式探析——以北京为例

行政—立法关系在任何层级的政治系统中都是核心和关键。我国地方人大是地方民主法治建设的主体,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本研究以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为研究对象,从制度设计和功能的视角对我国地方政府和人大间关系进行阐释。由于行政—立法关系之间存在的张力,不同的地方实践形成了不同的实践模式,以北京市行政—立法关系的实践为典型案例分析发现,可以将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概括为三种模式,即人大主导的行政—立法关系模式、合作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以及竞争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     

“中国之治”的制度自觉与自信

显著优势:铸就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之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好,为什么管用,就在于有其他制度不具备、做不到的独特的显著优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概括为13个方面,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从本质属性到价值理念、从制度立场到制度目标、从制度绩效到制度运行、从宏观到微观的全方位立体画像。     

从清代诉讼费用实况看“讼费高昂”话语的主客观意涵

清代的官员和士大夫们常常声称打官司的费用非常高昂乃至会令人倾家荡产，并强调这主要是由于衙门吏役向当事人肆意需索各种司法陋规所致。但从清代的许多实际案例来看，当时人们的诉讼费用固然不会低，但也并不总是那么高不可攀。大致从道光朝开始，不少地方衙门各自陆续出台了吏役规费章程，试图对吏役们在承办讼案过程中可收取的规费名目及其数额进行某种程度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上述做法的成效不能被高估，但也不能被轻视。清代那些关于“讼费高昂”的描述具有一种典型的话语性特征，所呈现的乃是一种表达性现实。它既反映出打官司的费用明显给许多涉讼的普通民众造成经济压力的客观现实性，又潜藏着官员与士大夫们的某些微妙用意，不仅被他们用于建构吏役皆是腐败之辈的整体负面形象，以维护特定的意识形态、利益格局和权力结构，而且还被用来劝阻乃至恐吓民众不可轻易兴讼，进而期望能有助于遏制当时总体上不断扩大的词讼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