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战略创新的七种偏误

“功利”型战略创新。有些领导者在推动领导战略创新时总是存在着某种不正当的功利心理，急功近利，尤其是把提拔当做唯一的追求，有利于提拔的事便不惜代价地去做，不利于提拔的事便不做，在工作中不是把重心放在群众的需要上，而是放在琢磨个人的进退上。最为突出的是把领导战略创新指向制造“政绩”，一切创新都围绕“政绩”展开，对修大马路、立大高楼、建大广场情有独钟，对百姓疾苦、群众困难却漠不关心；对容易看得见的“政绩”乐此不疲。对默默无闻的艰苦工作却不愿投入精力；对见效快的项目催促上马，对长远的发展却无暇顾及。     

价值抉择:反恐措施与刑事诉讼——以美国法为范例的检讨与反思

反恐措施对刑事诉讼领域的入侵,对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提出了前所未有之挑战。监听、搜查、羁押、司法审查、法庭审判、证据规则等刑事诉讼基本制度受到猛烈冲击并对人权保障产生直接影响。美国的反恐怖立法及其司法实践的变革,成为全球的焦点,也成为该领域的典型范例。这种变革的背后是深层价值选择,是正义和功利之间的博弈引领美国反恐怖立法和司法的走向,而尊严价值的勃兴为程序正义的重新抬头奠定了理念基础。我国刑事诉讼理念更新和立法完善应当引以为鉴,对恐怖犯罪作出合理的反应。在平衡理念之下,程序正义的内在价值决不能向打击犯罪的功利需求轻易低头。     

关于培育城市创新文化的几点思考

城市创新文化的培育必须克服我国传统文化中过分注重实用、不尊重人的个性等消极因素,也要克服在外来文化冲击下形成的自卑心理。同时,培育城市创新文化需要为市民个性发挥提供足够空间,增加城市开放度,营造宽松和谐的人性化城市氛围。     

科学精神的百年苦旅

近些年来迷信、伪科学的严重猖獗，甚至出现了对社会危害极大的“法轮功”现象，引起了人们对我国的科学精神状况的普遍关注。许多人认为，这些邪恶东西的沉渣泛起，其深层原因是因为我国在社会转型时期科学精神的失落。我以为，这种观点是深刻的，但不严密。因为所谓失落，是指已有的东西的丧失。问题在于我国传统文化中本来就缺少科学精神，而自近代以来，我们虽然对西方科学表现出浓厚兴趣，但我们所重视的却只是其表层价值，即科学的知识与技术的功利价值，     

西部地区外语专业大学生政治行为现状调查

本文通过对西部地区外语专业大学生的政治信仰、政治关注、政治见解、政治参与的调查,揭示出他们政治行为的现状。     

刑罚后阶段理性解读

“刑罚后阶段”是刑罚执行完毕后的一段时间。因犯罪而受过刑罚惩罚的人均被贴上了“犯罪人”的标签,因此在刑罚后阶段,其权益受到刑法内和刑法外的诸多剥夺或限制。这种剥夺或限制虽有其功利基础,但也应当基于理性对刑罚后阶段进行必要限制。     

试论英美刑法中的被迫行为

被迫行为,是指行为人在自身或他人遭受生命危险或身体受到重伤害的胁迫下,不得已而实施的某种行为。英美刑法将其作为一种合法辩护理由是有其人性基础、功利基础和刑事政策依据的;对于完善我国刑法胁从犯的规定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卡多佐的社会功利观——解读《司法过程的性质》

贯穿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一书的核心问题是法官在司法过程中究竟如何作出判决的问题.基于此问题,卡多佐提出了哲学、历史、习惯和社会学这四种方法.重点对卡多佐的社会学方法,尤其是其中的"社会福利"进行分析,进而得出卡多佐背后更深层之社会功利观的支配性作用的结论,并对其社会功利观提出的原因--对形式主义的反对进行了重点论述,最后对其社会功利观提出了一点质疑.     

刍议刑罚轻缓化的思想源流

作为一项重要的刑事立法、司法实践活动,刑罚轻缓化受到刑罚理论的巨大影响。报应论和功利论等刑罚理论的嬗变,在促进刑罚轻缓化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体论实现了刑罚轻缓化的理性发展。     

试论边沁功利主义的当代政治伦理价值

功利主义是在西方乃至全球影响巨大的一支伦理学流派,它的奠基人为英国思想家杰罗米·边沁.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受启发于18世纪20年兴起的苏格兰启蒙运动,趋乐避苦原理、最大幸福原则和后果主义是理解边沁功利主义的三个重要维度.边沁提出功利主义学说主要不是为个体行为选择提供指导,而是为政府管理者和立法者制定法律、政策等提供依据,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因为在他所生活的年代,当时的政府以不作为甚至制造不幸为能事.边沁认为政府事务的公开、官员素养的提升和民众公共理性的养成是实现功利主义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这对于提升政府公信力、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实现民众幸福的中国政府具有重大的政治伦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