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与“共建”:形塑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双重逻辑——基于杭州市D区的考察

从党的政策表述及当前实践来看,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形塑过程蕴含着“党建”与“共建”的双重逻辑。“党建”的出发点是巩固党的组织优势和执政基础,表现为基层组织体系从“有形覆盖”走向“有效覆盖”,进而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准备条件。“共建”要求探索“一核多元”的治理模式,既要实现基层党组织对“共建”力量的联结和协调,也要保障多元治理主体的有效参与,同步推进群众自治、社会共治和公共服务。“党建”与“共建”的双重逻辑呈现,亦关联着社会治理研究范式的更新。     

多层级治理框架下的区域空间与制度建构:粤港澳大湾区治理体系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和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存在不同社会制度、法律制度的制度差异性和不同关税区的空间异质性,使其广域的治理体系建构面临挑战。从"区域主义空间"理论和多层级治理理论来看,粤港澳大湾区不只是产业聚集、技术外溢和区域创新所自然演化的经济地理空间。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主导的、在一个新的特定区域空间尺度上展开集体行动的多层级治理框架。地域性治理和功能性治理是多层级治理框架下粤港澳大湾区的两种治理类型,其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达成制度性集体行动。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区域治理中制度性集体行动的达成主要依赖两种类型的区域制度,即工具性制度和"身份提供"制度。因而,粤港澳大湾区治理体系建设需要实现区域治理类型和区域制度类型的有机融合。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政治社会学论析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行为体之间的一种社会建构,其构建会涉及到诸多国际社会性因素,必然是一个国际政治社会化过程。由于国际理念/规范社会化的渐进性、国际社会的多样性以及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中必然会呈现出阶段性、多样性、反复性的特征。对于日益崛起的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国际政治社会学意义。随着国际社会的不断发展进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需的主体条件与物质技术条件也会日益完备,有理由相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前景终将实现。     

专家、学者：为灵活就业者工伤保障制度“开药方”

互联网平台经济是生产力新的组织方式,是经济发展新动能,对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跨界融通发展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拓展消费市场尤其是增加就业,都有重要作用。为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经国务院同意,2019年8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8号,以下简称国务院38号文件)。     

凝聚起抗击疫情的硬核力量

2020年庚子春节注定是不寻常的,全国人民都投入到万众一心抗击疫情的战斗中,从中央到地方,全社会各行各业都在积极行动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而奋斗。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需要党和人民坚定信心、众志成城,心手相牵、共克时艰。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要提高政治站位。     

协调运转+统分结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治理策略

“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是当前国家治理的紧迫议题,关键在于科学和政策。在科学维度,疫情防控要从医疗系统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出发,建立医疗与决策、商业和社会系统的依赖共存关系,实现系统之间的协调运转;在政策维度,企业复工复产和脱贫攻坚要突出地方治理的经验、特色和优势,坚持统分结合,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发挥地方治理效能。在坚持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四大系统协调运转,奠基于法理型组织建设,形成国家治理的新方略;中央与地方统分结合,形塑于两大核心理念,形成国家治理的新动力。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走适合贵州山地特色的农业产业规模化发展新路

“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贵州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2018年起掀起了一场振兴农村经济的深刻的产业革命。两年来,多方数据表明,通过减种低效玉米、推广髙效经济作物,小农经济观念正在向市场经济观念转变,农民普遍增收,干部能力得到提升,精神状态持续向好。     

面对疫情“大考”,各级法院交出满意答卷

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各级法院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依法及时、从严惩处妨害疫情防控犯罪,积极服务保障疫情防控工作大局。截至2020年2月20日,全国各地法院一审审结妨害疫情防控刑事案件219件,涉及240人。司法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更面临着终极考验。综观本次最高人民法院交出的答卷,可以看到,全国法院系统在这场大考中取得了阶段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