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创造美好新生活

打开手机,办事、消费、“云”游……尽在“掌”握;推开房门,社区便民服务透着潮范儿,远程医疗、智慧停车、定制通勤巴士等功能一应俱全。在浙江,“数字”正成为惠民新动能,点亮了百姓生活。     

致敬逆行者!——一师医院院长陈军驰援武汉

陈军是2018年4月17日作为中组部浙江大学"组团式"医疗援疆人才到达大漠边陲的一师医院,担任第一师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开启了他3年的援疆征程。在2020年春节前夕他放弃自己的休假,还在忙碌着第一师阿拉尔医院、第一师医院两院区的各项管理工作,原本打算过完年后第一时间赶回新疆,疫情的突发,打乱了他返程的计划。     

健康扶贫补短板 破解看病“难贵远”

贵州举全省之力推进健康扶贫,努力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村民家门口、送到群众心坎上。在沿河自治县官舟镇中心卫生院,56岁的水库村村民向国治在一站式结算窗口,仅用5分钟左右就办好了所有医疗报销补偿手续。"你看,花了2000多块钱,自己才出200多块。"向国治拿着报账单高兴地对记者说。     

出击朱陈,山东新生政权扑灭霍乱疫情始末

1946年夏天,一场突然暴发的霍乱疫情席卷了朱陈,镇上一天死亡者竟达十七八人之多,一家双棺出殡者不在少数,并迅速蔓延到周边多个村镇。在卫生条件恶劣、卫生习俗落后、医疗条件差的情况下,新生的人民政权——山东省政府是怎样在极短时间内切断病源、扑灭疫情的呢?     

过度医疗行为的法律分析

一位70岁高龄的老者,本是为治疗左手腕疼痛,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了高风险的颈椎手术,并引发了一系列的不良反应,而左手腕疼痛仍未得到改善,由此引发出有关过度医疗的思考.过度医疗作为近年诊疗费用居高不下的成因之一,给老百姓造成重负,使百姓反映强烈.过度医疗不但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也加重了社会医疗整体支出,同时还可能导致医疗资源的浪费,对国对民皆无有益之处.     

医疗 教育 法治:反贫困的协同保障体系

贫困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产生、发展和解决在更多意义上植根于社会。因此,反贫困不仅在于政府的扶贫,更需要整个社会构建一个强有力的协同保障体系。其中,医疗保障反贫困是反贫困的外在支撑,教育保障反贫困是反贫困的源头活水,二者构成反贫困保障体系的两个重点,法治保障反贫困是反贫困的内在根基。医疗和教育保障反贫困是法治保障反贫困的现实起点,法治保障反贫困为医疗和教育保障反贫困提供制度化、稳定化支撑。三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构成反贫困的协同保障体系。     

问诊过度医疗

<正>编者按: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医院看病的经历。新医改以来,看病难、看病贵并未得到缓解,病人对医生越来越不信任,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问题出在哪?过度诊断、过度检查、过度用药、过度治疗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何为"过度"?何为"适度",如何治理过度医疗?本刊特邀来自医疗卫生系统一线的医生、管理者以及医卫研究院所研究人     

从危机中抢抓商机 加速数字经济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强调:“疫情对产业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当一些传统行业受冲击较大,而智能制造、无人配送、在线消费、医疗健康等新兴产业展现出强大成长潜力。要以此为契机,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基于分级诊疗体系的基层医疗服务改革探讨

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分级诊疗的问题成为关注热点问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存在基层首诊制刚性不足、全科医生缺乏、双向转诊不足等问题，对构建分级诊疗体系形成阻碍。建议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应该加强服务能力、培养全科医生、建立健全双向转诊制度、医保政策进行倾斜、探索医疗联合体，以期能够加快构建基层首诊、双向转诊、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     

制度变迁与医疗服务组织:一个研究述评

在中西方学者的文献中,关于制度变迁与医疗服务组织间关系的研究一般基于"制度结构"与"制度过程"的二元划分。前者聚焦于制度的规制性要素,重视制度设计和结构对组织的外部影响,更强调结果评估和工具性考量,这种研究取向广泛地体现于早期和主流的文献中;后者将视野转向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的制度要素,不只是将制度当成外生变量,也将其视作一种内生性过程,对组织的行动、组织间的互动和相依关系、行动者对制度的影响等实施了更多的观照,这类研究虽在中国学者的文献中并不多见,但20世纪后期以来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总的来说,两类研究的转变既与学者们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研究旨趣有关,也与各国医疗服务组织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变迁深刻相连,并顺应了组织理论研究从理性系统范式迈向自然系统、开放系统范式的趋势。对于中国的研究者而言,需甄别西方式的分析工具,从本土的经验出发,深入考察医疗服务组织的实践,进而寻求一种适当的解释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