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终身不婚率的变动、影响与对策

基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资料,分析了中国人口终身不婚率的特征与变动。研究发现:中国终身不婚率在2%以下;1982年～2000年,终身不婚率由1.51%增加到1.96%,2000年～2010年,终身不婚率小幅降低至1.77%;男性终身不婚率是女性的10倍以上;65岁及以上男女老年人终身不婚率均在提高;乡村终身不婚率最高、城镇居中、城市最低;男性受教育程度越低、终身不婚率越高,相反,女性则是受教育程度越高、终身不婚率越高;中部和北部省(自治区、直辖市)男性终身不婚率更高,中部和西南部省(自治区、直辖市)女性终身不婚率更高。终身不婚率提高将增大老年人独居概率,加剧独居老人养老风险并降低其生活质量。建议采取综合措施提高中青年结婚率、降低终身不婚率,以此提高生育率并减少未来独居老人规模,进而缓解未来的社会养老压力。     

《论十大关系》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辨证思考

毛泽东当年选择苏联工业化模式并提出正确认识和处理"十大关系";到第二代领导核心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视社会全面、协调进步与发展";再到第三代领导核心形成新型工业化战略思想,是实践和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的一条基本历史线索。本文试图从《论十大关系》对各种矛盾的辩证思考探究对我们今天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从公私两个领域看当代中国性别不平等的发展趋势:一个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的两性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学术界对性别不平等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发展。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两个方面对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性别不平等问题研究的回顾发现,中国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性别不平等的发展趋势并不同步,且不同领域的性别不平等存在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未来的研究需要通过一个更加整合的理论框架研究性别不平等在不同维度上的表现程度、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更加关注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对性别不平等的影响,更加深入地研究客观层面的性别不平等水平与主观层面的性别不平等感知之间的关系,同时更加关注性别不平等与其他形式的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分析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经济后果。     

关于提高地方立法质量的思考

评价地方性法规质量高低的标准有两条:一条是法律标准,即"不抵触原则";另一条是实践标准,是指"有特色"和"可操作"。不抵触原则是指地方性法规不得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具体条文相冲突、相违背,并不得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精神实质、基本原则相冲突、相违背。"有特色"是指地方立法要充分反映本行政区域经济、政治、法制、文化、风俗、民情等对立法调整的需求,注意解决本行政区域突出的、而国家立法未能或者不宜解决的问题;"可操作"是指要求地方性法规要加强民主立法,正确处理公权与私权、自由与秩序的关系,完善有关立法的程序规定。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农村邻里关系

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目标和任务。目前农村邻里关系存在一些不和谐现象,这些现象也有它深刻的原因,我们要采取相应措施,构建和谐的农村邻里关系。     

当代都市情感面面观

随着现代文明的迈进,城市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的增大,社会大环境的宽容,自我意识的提升,都市人的情感状态呈现出多姿多彩的一面:不婚、短婚、恐婚、闪婚、隐婚、走婚和网婚,这种现象既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多元化和多样性,也折射出都市人伦理道德的迷茫和失缺;既为都市人个性的张扬提供平台,也反观出现代人的困惑、多疑和浮躁。     

“慎诉”政策背景下相对不起诉制度完善研究

“慎诉”政策的落实主要依赖于相对不起诉制度。司法实践中相对不起诉存在适用率低、与缓刑界限不清、检察意见落实难等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相关规定不明确、不完善。德国的停止程序制度、奥地利的起诉异议制度等域外经验可以作为修改我国不起诉制度的参考,建议通过细化相对不起诉条件、扩大撤回起诉案件范围、探索起诉异议制度、建立公安机关移送不起诉制度等措施,完善我国相对不起诉相关制度。     

试论克劳塞维茨的情报思想——兼与孙子情报思想对比

本文从情报的定义、情报的不确实性和概然性、战略要素等几个方面分析了克劳塞维茨的情报思想,并与孙子的情报思想进行了对比分析,指出了两者之间的共性与差异,说明东西方在情报认识方面确实存在着同一性。     

美国船员司法实践中惩罚性赔偿的新发展评述

美国向来注重对船员权益的保护,在其传统海商法中,船员一直被当作海事法庭的"被监护人",并且有专门的立法和判例保护船员权益,俗称"船员三部曲".但是近些年来巡回法院之间对船员不适航惩罚性赔偿案件一直存在较大的分歧,美国最高法院终于在一起案件中对此做出回应——船员在不适航船舶受伤不适用惩罚性赔偿.那么此判决究竟是统一了法律...     

我国企业合规不起诉的实践样态与建构路径

企业合规不起诉是推动检察机关深入参与社会治理和主动延伸检察职能的重要创新举措。最高人民检察院在试点地区推行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既是优化营商环境,保护民营企业的政策要求,也是主动延伸检察职能,激活不起诉裁量权的应有之义,还是现代刑事司法模式转换,犯罪惩罚轻缓化的时代趋势。目前,我国企业合规不起诉主要内嵌于相对不起诉制度之中,具有放过“企业和企业家”之双重效果,其主要适用于中小微型企业实施的轻微犯罪,并与听证制度、第三方机制以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结合紧密。实践中,其还存在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滥用、涉案企业合规考察期限过短、企业有效合规标准不明确以及合规监督管理机制失灵等问题。在未来发展中,应当及时修改法律建构独立的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确定一定幅度的合规期限并设定科学的监管体制和合理规制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