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共七大的召开

<正>中共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闻名于世。"团结"是指七大在党内营造了和睦亲爱的氛围,凝聚党心,统一意志,形成群情振奋、众志成城的精神风貌;"胜利"是说七大极大地推进了中国革命,在中共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七大的成功召开与毛泽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毛泽东是中共七大的主要筹备者和主持人,     

周保中对东北抗联史研究的贡献

周保中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率领抗联部队在白山黑水间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华民族的独立立下了不朽功勋。他是抗联高级将领中少数历经十四年斗争全过程，最终看到新中国诞生的领导人之一，是东北抗日斗争的亲历者，也是记录者。战争岁月里他一面指挥部队，一面写下了长达百万字的《抗联日记》，是反映抗联历史最直接真实的一手资料；新中国成立后他不顾病体，     

中国革命根据地狱制史

作为中国革命根据地狱政建设的唯一专著，本书既是为了科研的补缺拾遗，也可以是为了今天司法狱制的继承和总结，把中国革命根据地特有的、他人所无的历史文化传介给世人，丰富世界文化宝库，让世人了解新中国狱政的这一“伟大预演”，乃是“历史的绝大改革”，     

考察抗日英雄杨靖宇和日本当局第一次交锋

1929年8月底，杨靖宇来到抚顺从事革命活动，不幸被严密警戒下的日本警察当局逮捕。在被捕抚顺支部内部党员中出现叛徒的情况下，杨靖宇以巧妙的对敌艺术，使组织遭受到最低限度的破坏，保住了满洲省委的秘密。     

苏鲁战区国共合作反“扫荡”纪实

国共合作坚持反“扫荡”1939年,国民党苏鲁战区总部和五十一军、五十七军到达鲁南山区之后,与共产党八路军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好的。于学忠总司令与徐向前、张经武两将军之间,时有接触。各军各师与八路军之间,也广泛地开展了交朋友活动,双方的工作人员也保持着频繁的来往,我军部和师部都驻有八路军的联络人员。在敌后战区里,一种国共两党亲密合作的喜人气氛,确实令人感到鼓舞。战区总部和五十一、五十七军的到来,日军十分仇视。敌人处心积虑地想消灭我军,决不允许我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5月上旬末,总部就获悉,日军正在青岛、潍县、济南、兖州、徐州和海州等处     

以进步来酬报别后衷情——左权写给刘志兰的信

正志兰:就江明同志(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人员——编者注)回延安之便,再带给你几个字。乔迁同志(杨立三爱人——编者注)那批过路的人,在几天前已安全通过敌之封锁线了,很快可以到达延安,想不久你可看到我的信。希特勒"春季攻势"作战已爆发,这将影响日寇行动及我国国内局势,国内局势将如何变迁不久或可明朗化了。我担心着你及北北,你入学后望能好好地恢复身体,有暇时多去     

陈云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后的建树与风范

正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陈云曾被毛泽东以"能"字慰以赞赏。早在1934年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陈云便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并任白区工作部部长。在1945年6月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陈云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8月,即在毛泽东与周恩来和王若飞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前,陈云与另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一同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侯补书记。从这时起,陈云再次进入党的核心领导层,其名字紧随中央"五大书记"之后,成为"毛、刘、周、朱、任、陈、彭"中的六号人物。建国甫定后的1950?年10月,因任弼时逝世,陈云接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此时,陈云成为中央"五大书记"中最年轻的一位,人称中     

新中国金融工作初创

正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金融事业从此进入新的阶段。65年来,我国金融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得到了蓬勃发展。其成就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国内外金融专业人士所称道。然而在1949年,国民党统治区的年通货膨胀率却高达34,000,000%(几乎可以与津巴布韦2008年的231,000,000%年通货膨胀率相媲美);国民党当局发行的金圆券在1948年夏等同黄金,到1949年     

党在苏区和抗日根据地的农村文化建设实践——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十分重视广大农村的文化建设,在苏区和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农村文化建设实践,并将其作为发动组织农民和领导农村革命的重要手段,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农村义务教育、扫盲教育和社会教育,实现了农村文化教育为政治服务、为革命斗争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目标,创造了在广大农村开展文化建设的多种形式,为今天的新农村和谐文化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浅析川陕苏区的社会保障政策

川陕苏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红四军创立的。红四军长征到达川陕后,制定颁布了一系列社会保障政策,不仅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增进了社会平等与幸福,还为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稳定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川陕苏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因而,这一政策的实施是意义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