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融贯论辨析

"法律融贯论"一词具有多义性和模糊性。从类型学上看,法律融贯论至少可分为认识性法律融贯论、构成性法律融贯论、整全性法律融贯论三种。认识性法律融贯论是一种关于法律知识的证成理论;构成性法律融贯论是一种关于法律本质以及正确裁判的理论;整全性法律融贯论则是一种关于法律知识最优证成理论的广义融贯论。从真理论的角度看,认识性法律融贯论属于真理证成计划,构成性法律融贯论属于真理形而上学计划,而整全性法律融贯论则对认识性法律融贯论的真理论价值给予元理论说明。三种融贯论互不具有可替代性。     

北京市人民政府 国家卫生计生委 教育部关于共建首都医科大学的意见

<正>京政发[2015]64号市政府有关部门,国家卫生计生委、教育部有关司局,首都医科大学:为加强医教协同,促进教改服务医改,加强医学人才培养,推动卫生计生与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经北京市人民政府与国家卫生计生委、教育部共同协商,决定共建首都医科大学,并提出如下意见。     

深度融合 互动发展 整镇提升——成都市大邑县推进斜源镇整镇扶贫开发的探索

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和精准扶贫,是加快经济结构和城乡结构战略调整的重要任务,也是实现科学发展和高标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近年来,成都市大邑县结合中央和省委、市委、县委扶贫开发工作的安排和部署,创新机制、精准发力,坚持用新型城镇化和统筹城乡的思路和办法,对斜源镇实施"整镇扶贫、整镇脱贫"开发,形成了"政府主导、群众参与、市场动作、合力攻坚"的良好局面,精准扶贫呈现出新的态势。     

康县:实施“组合拳”着力改善人居环境

康县把美丽乡村建设与基础设施改善、乡村旅游发展、双联行动、电子商务高度融合,全面推进“1236”扶贫攻坚行动,加快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中,康县坚持做到“四个结合”,一是坚持把美丽乡村建设与扶贫整村整流域推进相结合,注重把涉农项目资金整合起来,因地制宜、一村一策,实施了道路硬化、房屋庭院改造、村庄环境整治、河道沟道治理、通讯网络架设等工程,建成了村级组织综合服务中心、村民休闲广场、花园景观和乡村舞台,配套了小超市、卫生室、读书室、理发室、电子商务室,使一个个脏乱差的贫困村变成了村美家洁院净的新农村,让群众最大限度地得到了实惠,放大了扶贫整村推进效应.     

徽县特色产业成果喜人

近年来,徽县立足县情实际,充分挖掘资源优势,搞好政策和项目对接,着力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积极引导群众发展特色产业,在推动农民增收致富上成果喜人. 苗木成为“摇钱树”.高桥乡黑松村位于徽县北部偏远山区,在发展育苗产业之前属于比较贫困的村.如今,该村依托农田变苗圃的成功转型,已发展成为陇南市最大的育苗专业村,群众也由此走上了一条脱贫致富之路.     

“整脏治乱”和“满意在贵州”要一抓到底--访省委副书记王富玉

“整脏治乱”和“满意在贵州”取得阶段性成果《当代贵州》：富玉书记，自2006年和2008年以来，贵州省委、省政府分别持续开展“整脏治乱”专项活动和“满意在贵州”主题活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您认为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俄罗斯经济增长因素的实证分析

俄罗斯自1999年以来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引起世人的瞩目。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了俄罗斯经济的迅速回升,内需因素的作用大,还是在国际油价高升的世界形势下由外需因素拉动的,学界始终存在着争论。该文试图运用协整理论这一经济计量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并得出了政府支出、出口贸易和固定资产投资是拉动俄罗斯经济迅速回升的主要因素的结论。     

基于人均消费水平的经济适度增长研究

采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分析我国经济增长对人居消费水平的关系,并根据良好的社会消费波动状态特征和历史数据来估计最低人居消费支出增长率,从而得出我国经济适度增长不应低于7.19%的结论。     

整村推进背景下村庄分化的政策过程

脱贫攻坚旨在缩小村庄差距,为乡村振兴夯实基础。贫困村政策总体上实现了扶弱的国家意志,但政策执行偏差引致的村庄分化问题亦不容忽视。以中原X镇为例,解构村庄分化的政策过程:在贫困村识别阶段,40%的贫困村识别偏差率奠定了村庄分化的基础;在整村推进阶段,国家给予贫困村以倾斜性的扶贫政策、更高科层和更高能量的帮扶队伍、专属性和区别性的扶贫项目,在整体上增强了贫困村综合实力的同时,亦引起了"错评"贫困村与"漏评"村的分化。政策结果显示,在贫困村识别偏差基础上的整村推进,导致上述两类村庄在村庄秩序、基建水平、集体经济水平以及贫困发生率方面差距加大。     

铁矿石贸易纠纷的法律救赎

中国和澳大利亚、巴西的铁矿石贸易纠纷在近两年引起了国人广泛的关注,胡士泰案更是彰显了贸易战的手段多样化和国家利益维护之间的博弈,文章从国内立法、司法以及国际贸易协定角度,详细阐述了铁矿石贸易纠纷的解决途径和方法,主张应增加国家干预立法成分,提高对铁矿石进口资质企业的认定标准,注重铁矿石进口代理制的程序监管,加快并购重组及中澳、中巴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