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基因技术行为的刑法规制问题研究 ——以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定性为切入点

关于贺某某编辑婴儿事件的刑法定性问题,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伤害罪、非法行医罪等三种观点。非法行医罪的观点得到了司法机关的支持。依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对贺某某的涉案行为不宜以这三种犯罪论处。面对基因技术的使用已经引发、可能引发的刑事风险,需要对我国刑法的规定进行相应的完善,以弥补法律的空白。为了防止滥用基因技术所造成的危害,需要增设妨害基因管理秩序罪;为防止在人体上非法进行基因试验,需要增设非法进行人体试验罪。     

危险的现实化理论在我国的司法运用

在因果流程中,如果实行行为能够被评价为危险现实化了,就能够肯定事实性因果关系和结果归责。危险的现实化包括直接实现型与间接实现型。前者包括不受介入因素干扰的直接实现与受到介入因素干扰的直接实现。后者是指实行行为的危险以介入因素为媒介而得以现实化,包括介入被害人行为、第三人行为、行为人行为。若能够评价为介入因素是实行行为所诱发的,实行行为内含引发介入因素的危险,且介入因素并非异常,就意味着实行行为的危险最终在危害结果中现实化了。通过对危险现实化判断的类型化,建立刑法结果归责的判断模型,是将外来理论学说在我国本土化努力的一部分。     

妨害传染病防治案件的刑法适用与实践考量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在司法实践中较少适用,但却是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法律防控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罪名。依法防控需要从法律适用和实践两个维度,准确适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相关规定。在法律适用层面,需要重点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及其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区分进行分析;在实践层面,需强调办理妨害传染病防治案件应注意坚持证据裁判原则、积极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做好释法说理工作。     

德日“法益说”适应中国的“四维”改良

德日的法益说以违法一元论为主流,不区分刑法法益与民法法益、行政法法益;德日国家“刑法保护的法益”与民法法益、行政法法益三者没有实质区别,因而是并列关系。而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的存在表明我国的犯罪与一般违法严格区分,刑法位于法律体系的第二道防线,保障由民法、行政法调整所形成的法律秩序,刑法法益与民法法益、行政法法益之间是梯次关系。所以,移植德日的法益说需要实现从并列关系到中国“刑法法益与民法法益、行政法法益之递进关系”的转变。我国对德日法益说需要进行“四维”改良：保证刑法法益根源于宪法的精神和基本原则;将被犯罪侵害的法益纳入国家整体法律秩序以实现“刑法法益”性质的转变;给刑法法益加入量的限定,即对刑法法益在质的基础上进行量的考察;为适应处罚预备犯和抽象危险犯,还需把刑法法益的内涵在“实害+具体危险”的基础上继续拓展到“抽象危险性”。     

中国崛起何其艰难

中国的崛起,一方面是社会进步、社会优化、社会协调、充满希望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克服社会代价、社会弊病、社会失衡、社会痛苦的结果。中国的社会发展和转型,不仅要有效应对世界性的"人类困境",而且必须有效处理各种特有的挑战     

青少年自杀问题研究进展

青少年自杀不仅是个人的人生悲剧和家庭的不幸,更是触目惊心的社会问题,因而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国内外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青少年自杀的基本现状、自杀模式、自杀危险因素、自杀防治模式等四个方面,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有效地进行青少年自杀防治工作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二三线楼市转向的危险信号

<正>低回报的投资,总有结束之时,必须看地方政府是否还能借到钱,是否还可以用各种理由要求中央财政给予转移支付。过去这些年,中国的"打房派"一直被城市中的"多数人"嘲笑,因为房价从来没降过。而投鼠忌器的"调控"和房价上升的现实,更让许多人的资产得以升值,久而久之,中国社会几乎形成了一种对房价坚挺的笃定心理。从财务学来讲,土地是世界上少有的永不折旧的资产,但这只是指那些"好     

疫情当前不容任性

2月2日晚,江苏省徐州市警方微信公众号对外发布消息称,张某因刻意隐瞒到过疫区,还多次前往公共场所乱逛,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立案侦查,并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样的事情在疫情防控期间并非个例。     

中国石油通道面临哪些危险

中国海陆石油输送大通道目前看,分布在全球的最重要的16条战略水道和数十条内陆通道都可以作为石油的输送路线,中国,作为西方竭力遏制的重要对手,在现实中可利用的通道只有10条左右。海运方面,目前可供中国正常使用的航道有四条。-是中东航道,即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台湾海峡-中国：二是非洲航道,即北非-地中海-直布罗陀海峡-好望角-马六甲海峡-台湾海峡-中国;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成立与中止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属于抽象危险犯,我国《刑法》144条规定：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才能认定抽象危险的产生,才成立犯罪。这种抽象危险产生后,也只意味着作为未遂的危险的发生,并不意味着既遂。故在抽象危险产生后,实害发生之前,只要行为人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实害发生的,仍能成立犯罪中止。本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之间存在想象竞合关系,在两罪同时成立的情况下,应从一重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