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融资的法律压制及其消解举措

一、论题的界定民间融资是相对于正规融资而言的一个概念,主要是指我国融资法律体系未加以肯定和保护,国家金融监管部门也未直接正面监管的融资交易活动。以信用责任者划分,民间融资是以私人偿债能力为后盾,属私人信用,正规融资是以国家偿债能力为后盾,属国家信用。以     

英国公司法不公平损害制度沿革

“资本多数决”规则为中心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基础，尽管它对于维护公司独立法人资格、促进公司决策效率的提升，但是无法避免陷入“多数人暴政”的制度危险，也正是多数股东（或控股股东）所造成的少数派股东的一种侵害。英国成文公司法将股东因不公平损害行为受到的侵害作为一种救济类型，由于其避免了“福斯规则”下的繁琐举证而广受少数股东的青昧。作为替代衡平和正义解散公司的制度，压制行为存在程序上的障碍与实体上的狭隘等缺陷。     

雇佣契约的效力基础——以乡土社会为场域

乡土社会的熟人特色和近代国家法的西方面向,使得乡村中雇佣契约的实施主要依赖于社会力量。雇工与雇主既是达成雇佣契约的主体,同时也是雇佣契约实施所分别作用的对象。雇佣契约的效力机制主要体现为,社会力量通过对于雇工的压制机制和雇主的惩罚机制迫使雇佣双方安于遵循所达成的契约规范。     

二元社会与我国自治型刑法的建构

与前资本主义一元社会结构相应,刑法压制性色彩浓厚,刑法干预广泛,裁判者自由裁量权大,法律道德主义盛行;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自治型刑法逐渐成为主导性的刑法模型,在观念、功能、原则、规则、司法运作等方面均呈现出不同于压制型刑法的特征。我国当下刑法尚未完全从压制型刑法走出,表现为观念层面的压制型,原则、规则层面自治型的不彻底性,为此在二元社会与法治国背景下,建构自治型刑法当是我们的选择。     

面对工业化:迎接还是压制?——对晚清广东地方政府行为及其影响的分析

中国的工业化是被迫启动的,这种“被迫性”使政府在面对工业化时处于一种选择困境:迎接还是压制?广东是中国最早面临工业化冲击的地方,也最早面临工业化的选择困境。压制型政府是工业化大浪潮中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落后国家在被卷入工业化初期极可能走上的一条道路,也是制约落后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     

绑架罪两个“压制”概念之主张

绑架罪的构成要件包括客观上已经形成了足以压制对方反抗的地位以及主观上存在向第三人提出足以压制其心理反抗的胁迫内容之想法。绑架罪的实行行为包括将他人置于自己实力支配之下的暴力、胁迫、麻醉以及偷盗婴幼儿、欺骗无行为能力人的行为,并不包括未侵犯现实人身自由的欺骗行为。不法要求的违法程度以及索取金额的大小,并不属于绑架罪的构成要件。但是,根据案件事实,即便符合绑架罪的构成要件,但行为人不可能实现其恐吓内容时,不宜认定为绑架罪。     

完善司法解散而救济的中小股东权益保护制度

新公司法在促使中国经济朝良性发展的道路上取得了新进展,但是在约束大股东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侵害方面的举措仍有待学者进一步探究。本文作者认为可以通过借鉴美国基于压制行为而救济的股东权益保护制度,来完善我国在中小股东维权上的不足与缺陷。     

论刑法解释的人权压制风险及其纾解

刑法解释中的人权压制风险源于解释者对刑法人权保障功能的忽视.我国的刑法解释实践存在着压制风险,具体表现在过分能动的解释结论及审裁分离的解释过程两个方面.前者破坏了公众的预测可能性,后者破坏了被追诉人的主体地位.引发压制风险的体制原因有二:其一,解释权力在横向上分散配置,权力主体之间形成了一种不正常的配合关系;其二,解释权力在纵向上集中且垄断,变相剥夺了判案法官的解释权.纾解刑法解释的压制风险,需要将刑法解释权还给判案法官,同时有效地规制其自由裁量权.     

论社会压制与青少年犯罪

社会压制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没有对青少年的权益给予必要的尊重与合理的安排时，就存在因社会压制而产生青少年对抗社会的危险，青少年的身心特点又使他们易于冲动而导致犯罪，社会环境失序则阻滞了青少年社会化，强化了社会压制的负面效应。犯罪的发生是犯罪行为的冲动与阻止它的社会压制之间不平衡的结果。     

绑架罪实行行为及成立要件研究

绑架罪是发案率较高且刑罚极重的罪名之一,司法机关应当慎重认定绑架罪的成立范围。要解决好绑架罪行为的具体认定,必须要结合绑架罪的法定刑,该罪侵害的法益,以确定其实行行为。只有做到这样,才能具体认定成立绑架罪的情形。绑架罪的实行行为包括客观上形成足以压制对方反抗的地位;主观上存在向第三人提出足以压制其心理反抗的胁迫内容的想法。但是,即便符合前述要求,如果根据案件事实,行为人没有实现其恐吓内容的可能性时,任然不宜认定为绑架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