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外交保护国的确定规则

尽管现代国际法在人权保护、投资争议解决等少数领域授予私人以针对实施国际不法行为国家的直接诉权,但私人国籍国的外交保护仍然是解决国际争议的重要手段.受损害的私人持续性地保有外交保护国国籍是该国行使外交保护权的限制性条件之一,2006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通过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在坚持该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吸收了外交保护的国家实践、司法或仲裁判例、学者学说中的合理成分,在自然人、法人、股东国籍的确定规则方面有所发展.     

中国国际海底区域开发立法探析

"区域"开发对国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我国缺乏调整"区域"开发的国内立法。法律的缺失于我国"区域"开发的发展不利,也无助于我国在国际海底管理局及有关规章的制定中发挥更大作用,更有可能引发国家责任。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主体的"区域"法律制度,为我国"区域"开发立法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为我国"区域"开发立法应遵循的原则提供了指引。采用专门立法来调整"区域"内的活动是国际上通行的模式,也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因而应为我国所采纳,以推动我国履行该《公约》赋予的义务,提升我国在"区域"国际法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规范我国在"区域"内的活动,维护与拓展我国在"区域"的利益。     

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层次结构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衍生态的马克思主义,是原始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历史继承和时空延伸。从层次结构上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包括着元理论、基本理论和应用理论三大层次的总体性理论体系。元理论即马克思主义根本方法和根本原理,它规定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党性;次一级层次是基本理论,它反映我国革命、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规律;应用理论是第三层次理论,它是解决不同时期重大问题的路线、方针与政策。     

防范冤假错案须“三管齐下”——“刑事案件冤假错案防范机制构建”研讨会观点述要

冤假错案不仅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还严重损害了司法公信力。随着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不断进步,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需求日渐迫切,对冤假错案的关注也日益密切。近期,中央政法委出台了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要求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并建立健全冤假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日前,由检察日报社和河南省南阳市人民检察院主办,检察日报理论部和方圆律政杂志协办的"刑事案件冤假错案防范机制构建"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专家学者围绕研讨主题,从司法理念、工作机制和业务重心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南海:“自治”的城镇化

南海1073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包括土地在内的集体资产规模上千亿,一旦制度关系理顺了,它所能激发的城镇化动力、取得的成就,将一点也不会逊色于过去的30年。7月10日的午后,《南风窗》记者来到北约村。这是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的一个"村庄",但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村庄"了。村里的入口和出口,都有保安把守,俨然就是一个都市的小区。     

民事纠纷刑事化的根源及对策

民事纠纷刑事化危害严重,它不仅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阻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且严重损害政府威信和司法的公信力。利益驱动、地方保护主义和司法程序瑕疵等是民事纠纷刑事化的主要根源。因此,提高执法人员素质、严惩此类案件、完善司法程序和转变地方政府管理者管理理念等可以有效减少民事纠纷刑事化。     

民间借贷“高利贷化”:现状、诱因及制度改进

民间借贷既是经济金融行为,也是法律行为,社会对其关注度很高.2011年以来,民间借贷发生了一些问题与风波,尤其在部分地区民间借贷已经呈现出“高利贷化”的特征,这应引起我们重视和警惕.为此,通过法律创新形成制度激励,引导金融资源优化配置,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行为,预防和打击民间高利借贷,祛除民间借贷“高利贷化”之困,保护民间借贷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以此保障民间借贷健康有序发展.     

来信

文化的原初定义,也许是人的生活方式。再退一步讲,便是每个个体与彼此联结,又与彼此独立的生活习性,这些习性与地域历史等扣合起来,便是文化。文化与政权密不可分。且不说秦以后2000多年岭南"一统多元"的政治特征,使得汉文化与南粤文化的融合,其后各种教派的传入使得人们的信仰亦多元化。辛     

法治的呼唤:程序法定原则再审视

自学者2002年首次提出程序法定原则之后,学界就产生了程序法定是否是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争论,甚至出现了程序法定是"最重要的帝王原则"与"根本不是原则"的两极化观点。有关刑事诉讼的法律解释之间有冲突、有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程序法定原则。通过对法律解释进行立法审查的制度性设计,以第三次修改刑事诉讼法为契机,在刑事诉讼法总则中明确写入程序法定原则。     

物种入侵行为犯罪化的正当性根据之检视

人类从一开始就是在社会的共生系统中存在,而且这是人类生存的唯一形式。在今日的风险社会中,物种多样性的生态安全的重要价值,其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性日益彰显,必然应成为随着社会发展而带来的必需刑法上的承认与保护,应当纳入法益的范畴。通过刑法来规制有意引种这种累积的损害生物多样性的行为,其根本目的并不是通过刑法来处罚这样一个造成微小结果的行为,而是旨在维护并强化公民对"社群公益负责"的观念,其更多的是对公民非给付公共善的责难,最终达到保护脆弱的人类共生环境的目的。因此,刑罚权的发动具有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