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居委会去行政化改革的悖论及其原因探析

针对城市社区居委行政化和社区负担过重的问题,新一轮的社区治理体制创新改革普遍采取“社区工作站模式”,将行政职能从社区居委会中剥离出来,让居委会回归社区自治功能.但是社区居委会去行政化改革在实践中却产生了居委会被边缘化、制度化交易成本增加和居民参与不足的困境,即产生了无法实现居民自治的悖论.产生悖论的原因为城市社区体制改革的手段和目标不匹配,这是由于误解了城市社区和居委会的性质,没有区分冗余行政与基础行政以及行政与自治的关系.     

论欧洲的"去美元化"

欧洲是美国的盟友,近期却表现出较强的"去美元化"倾向:不仅支持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和调整,而且力推中欧货币合作和人民币国际化.欧洲"去美元化"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是欧美历史上货币竞争关系的延续,也受金融危机后美国对欧洲经济冲击的推动,更是国际经济和货币格局变化趋势的反映.随着欧元区体制机制的完善和一体化程度的提升,未来欧洲的"去美元化"倾向可能更为明显,欧美在中东石油货币、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上存在冲突风险.但是,鉴于欧洲尚缺乏挑战美元全球地位的实力和意志、在周边安全问题上仍无法摆脱对美依赖、美也无意压垮欧元区等因素,未来美欧在货币问题上仍有望谨慎管理分歧、避免发生"货币战争".     

房地产供给侧改革:由“去库存”到“公共服务+”北大核心CSSCI

房地产"去库存"政策强化了原有房地产市场的区域和能级分化,因而主张推进"公共服务+"的房地产供给侧改革。一线城市可通过开发和规范"公租用房"管理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帕累托改进;通过专项开发,土地出让时配比"经适房和限价房"等维护并增强其市场竞争力。二线城市可通过专项开发、税费减免、财政补贴等扩大"经适房和限价房"的供给量和购买条件;通过贷款担保和贴息、税费减免和财政补贴等鼓励公益用房的开发。三四线城市应通过事业单位法人治理、"清单制"的行政改革、完善基础公共设施等推进"公共服务的优质化和高效化",并通过PPP的方式将部分存量房转化为教育、医疗、文化、养老等"公益用房"。     

人口统计学变量与警察工作倦怠的关系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目前,在各个领域中,警察属于工作倦怠症状较为严重的职业。它不同于工作应激、抑郁和工作压力。从性别、婚姻状况、警种、职务、警龄、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单位所在地和工作时间等人口统计变量来看,其对警察工作倦怠的总体影响并不明显．但是却在工作倦怠三个维度的某一个或几个项目上表现出显著差异性,因而其对警察工作倦怠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降低民警的工作负荷,提高警察的自我认同感和成就感,注重人文关怀,加强对民警心理状态的调试为降低人口统计学因素对警察工作倦怠感影响的有效途径。     

法国商法：法典化、去法典化与再法典化

法国作为开商法法典化先河的国家,其商法法典化及其发展变迁无疑值得深入研究。法国商法理论基础落后于民法,未能给《法国商法典》奠定必要的立法基础,从而使法国商法法典化表现出显著的先天不足。在基本商法部门纷纷采取单独立法的情况下,《法国商法典》逐渐走向了去法典化。但在大陆法系传统的法典化思想影响下,法国立法机关一直在寻求法国商法的再法典化。不过,法国商法的再法典化未从根本上解决其体系化与逻辑化不足的问题,因而法典编纂实际上演变成了法规汇编。     

“去中国化”的台湾中学历史教科书编纂

1987年“解严”后,台湾的历史研究逐渐渗入本土主体性问题。李、扁上台以后,开始有步骤地将其导入中学教育,并将台湾“本土主体意识”当做培养“台独意识”的工具,以台湾“教育部长”杜正胜提出的“同心圆理论”为依据,在1994年、2002年、2004年分别进行了“去中国化”的中学历史教育大变动。通过一系列压缩中国史、增大台湾史的教纲修汀,逐渐将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台湾史”与中国史分离开来,并将“台湾史”作为中小学历史教育内容的主体。这种隐匿着“台独”意洪的“青少年历史思想改造运动”,其最终目的是培养与形塑台湾青少年新的民族与国家认例。     

高校去行政化:关键在政府

教育体制机制不完善,学校办学活力不足,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面临的一大难题.问题的根源主要在于,长期以来教育领域实际存在着行政化管理的理念和制度.能否逐步去除行政化,关键在于政府的决策和作为.<规划纲要>设计的蓝图和路径如果能够得以落实,现代大学与政府、社会的良性关系就会建立起来,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教育局面就会出现,高等教育和人力资源强国的宏伟目标就有可能早日实现.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大学"去行政化"

大学"去行政化"实质就是要对现行的大学制度进行变迁.目前,大学"去行政化"的主体尚未形成,"去行政化"的制度装置还未出现.变迁方式上,根据成本收益分析,虽然现实中存在大学"去行政化"的动机和力量,但是力量还不够强大,也就是有"去行政化"的动机而无"去行政 化"的力量.潜在的制度需求虽然能够变成现实的制度需求,但潜在的制度供给却不能变成现实的制度供给.由此可见,大学"去行政化"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在改革中不断尝试与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