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再思考——基于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近年来,北极事务已成为全球治理的新兴议题,中国对北极事务的参与也日渐深入。根据参与环境的变化和参与范围的拓展,本文将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历史进程划分为蛰伏期、准备期、初步参与期和全面参与期四个阶段。每个阶段,中国的北极政策实践都受到了一定时空条件的影响,具体可从参与意愿、参与能力等内部因素和参与需求、参与渠道等外部因素进...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村民参与:供给过程与服务类型的二元分析

在公共服务供给中供给村民参与机制,是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精准度水平的可选路径。村民参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空间,受到供给过程和服务类型的制约,由此型塑了村民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元参与模式。在生产型参与中,村民可以通过开展集体互助活动,在社会治安、环境保护和水利灌溉设施建设中实现服务的自我供给。在决策型参与中,在供给前可以引入公共协商程序,让村民就公共服务决策进行协商对话以凝聚共识。在监督型参与中,村民可以借助公共服务清单制度对供给进行监督。在校对型参与中,村民可以通过民主评议制度对供给存在的问题进行纠正和改进。     

中国古代政治参与的历史考察

中国古代政治参与是在统治阶级内部的放权强基为主、民族上层分子的相互参与为铺这条主线下进行的,合法的政治参与方式非常有限,仅限于通过科举制等为普通地主知识分子进入仕途打开一扇之门,究其原因是经济上的小农自然经济、政治上的专制主义、文化上的独尊儒术及封闭的社会结构,对当代政治参与启示在于:要充分理解在中国实现广泛政治参与的紧迫性和艰巨性、实现有序政治参与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构建宽松和谐的思想文化环境和科学合理的现代社会结构的重要性和基础性。     

加拿大政治参与现状分析

加拿大是社会分化程度很高的多元社会。为了避免争吵和国内战争,加拿大政府提供各种政治参与渠道作为社会的安全阀。在实际民主政治运作中,精英集团在加拿大政治参与中拥有极大的权力和影响。某些公民远离政治和对权力当局顺从的倾向,使得加拿大主要的权力更落到了精英的手中。在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多方面因素中,利益是根本动因。当他们的利益被卷入到政治事务中时,他们就会变得很积极。加拿大的政治参与有自己的特色:加拿大自动参与作用的范围较大;公民通过参加不同的政党和社团实现政治参与;精英阶层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实力参与政治。     

东南亚四国银行重组中的外资参与

近年来,东南亚四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加快了银行体系的重组和改革。在这一过程中,各国积极采取接纳外资参与的策略。它促进了各国银行体系的重组和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也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与教训。一、外资参与东南亚四国银行的现状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东南亚国家金融自由化进程,外资银行开始相继进军东南亚市场,它们纷纷在当地设立分支机构。不过,多数国家对外资银行在当地的投资经营仍有不少限制。1997年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四国加快了银行的重组与改革,并把吸引外资参与本国银行业重组作为一个战略性措施。目前外资参与东…     

社会资本、政治效能感与公众参与社会矛盾治理意愿——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

当前我国社会发展处于重大转型期,因社会结构、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各类社会矛盾不断凸显,这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发展和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然而,公众作为社会矛盾的直接感受者和接触者,其参与社会矛盾治理的意愿并不强烈.本文以重庆市11个区县社会矛盾治理为例,依托实地问卷调查数据,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政治...     

转型期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末,村民自治在全国范围的推广拉开了“草根民主”在中国的序幕。从此,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开始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学者的广泛关注。研究转型期农民政治参与也就成为了学术界的一个新的热点,并且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从我们收集到的资料来看,对于转型期农民的政治参与问题,学者们主要是从农民政治参与的现状、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因素以及推进和完善农民政治参与的对策等方面来研究。     

央企高管职务消费货币化当笃行

国务院国资委6月8日下发《关于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的指导意见》后,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本刊特别邀请李富成先生与欧阳君山先生撰文对这一规定本身以及其实施前景进行评析,欢迎广大读者参与讨论     

基于信息技术的公民参与效果分析

随着信息技术的到来,公民参与作为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化程度的重要途径之一,已经成为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1984年科学地预测到,信息时代的政治形式即“共同参与制”。在这种参与制下,政府原有的金字塔式的权力模式被打破,平面化的结构取而     

党内法规评估理论供给与实践需求的分野及其应对

党内法规评估作为党内法规治理机制的核心内容,既是发现立规不足、矫正执规偏差、提升施规实效的实践重点,也是理论界学术争鸣的关注焦点。通过对比分析中央与地方党内法规评估制度内容和重庆市两次党内法规评估工作,发现其实践需求与理论供给之间存在学理之“体”和实然之“用”错位的情况,主要表现为“多元参与”和“责任相关”的主体构成差异、“条文要素”和“时空条件”对象选择差异、“宏观全面”和“举要删芜”的指标设计差异、“单向落实”和“统筹兼顾”的成果运用差异。对此,应积极构建以需求为导向的党内法规评估的理论回归逻辑和实践应对策略:一是回归制度,以责任导向系统界分评估主体;二是回归价值,以问题导向全面覆盖评估对象;三是回归现场,以目标导向精准衡量评估指标;四是回归治理,以效能导向多重落实评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