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诉工作与社会管理创新

公诉是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能．承担着指控犯罪与诉讼监督的双重任务。当前，面对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检察机关应当如何合理运用公诉权力，发挥其打击、保护、服务、预防的综合职能作用，既是摆在自身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以下将立足公诉工作实践．从五个方面来谈谈社会管理创新的相关问题。     

两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中的市场经济思想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的学者对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存在着误解,认为马克思经济学没有市场理论。事实上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双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中就包含着市场经济思想的观点。市场机制就是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及供求机制,而他们之间的互相作用就是劳动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流动,所以这三大机制和双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     

演变中的广东模式：一个分析框架

在中国模式的论述语境中，广东模式是中国模式的地方样本。就历史起源而言，广东模式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精英主导、社会推动四种合力的产物。从构成元素和结构形态来看，广东模式是一个由集刚性和弹性为一体的威权体系（政治）、双重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经济）与参差不齐的非均衡社会体系（社会）构成的新旧元素混合、结构尚未定型的混合体。广东模式的历史定位是，从以前僵硬的国家吞噬市场和社会的一体化体系向国家、市场和社会三元结构分化、良性互动格局转型中的一种过渡形态。思想解放、改革开放是广东模式的精神内核，不断为旧体制注入新元素的制度创新是广东模式的实践品格。广东模式面临来自表层和深层的双重挑战，其未来转型取决于改革开放大业在广东和全国的深入推进。     

厚民生才能聚民心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报告对民生的承诺温暖人心。在关注民生过程中担负起重要职责,是时代赋予人大的崇高使命,也是人大履职的重要内容。2013年,福州市人大常委会继续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突出位置上。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一些矛盾和不同利益诉求越来越多地反映在立法之中,通过立法     

黄志明:关注着百姓的关注

有专家将国内企业家分为三类:一类是生意人,什么钱都赚;一类是商人,有所为有所不为;一类是企业家,关注长远和社会责任。第三类企业家因勇于承担社会使命而值得特别嘉许。万家丽集团董事长黄志明从2008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他这些年的履职行为表明:他不仅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人大代表。在多家媒体进行的"两会"热点调查中,社会保障是今年人们关注的首要     

为法治建设发挥更大作用

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吹响了加快法治建设的新号角,开启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征程。全会对人大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为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发展和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发挥职能作用开辟了新的空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就是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为确保全会各项决策部署在我省得到有力贯彻、取得实效而扎实努力。     

“双重边缘”:婚外包养与打工妹的情感体验

本文通过婚外包养的案例调查,考察这种特定形式的边缘亲密关系对打工妹的主体意义.文章指出,异化的劳动、社会排斥以及与家庭分离使年轻农村女性在进城打工的过程中缺乏安全感、归属感和个体尊严;在难以通过“正常渠道”获得情感支持下,包养关系以其相对长期、稳定和类家庭的特质,成为打工妹临时性情感慰藉和支持.然而,进入包养关系往往将打工妹置于越发孤立的境地,陷入双重边缘、进退两难的困境.     

试析苏联（苏俄）早期的双重外交

十月革命胜利后,在世界革命思想与和平共处思想的共同指导下,苏联（苏俄）实行双重外交政策,一方面与各国政府接触,争取建立外交关系和经贸联系,另一方面积极联络各国的革命力量,指导帮助他们开展革命运动,达到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这一外交政策有得有失,很多国家承认了苏联,与苏建立了外交关系,其国际处境大为改善。但是苏联（苏俄）依然坚持世界革命,和平共处只是一种策略,在这种情况下,苏与其它国家的关系虽有改善却极为脆弱,依然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爆发冲突也就不足为奇了。     

论涉外惩罚性赔偿的法律选择模式

在涉外惩罚性赔偿现有的三种法律选择模式中,公共秩序保留模式反映了大陆法系国家传统上对惩罚性赔偿的否定态度,双重可诉模式体现了张弛有度的限制性立场,而美国特有的分割方法模式则凸显了其司法实践中对惩罚性赔偿功能的认同。我国应采用混合式的法律选择体系,在国际私法的立法中除了强调公共秩序保留这一兜底模式外,有必要特别突出双重可诉模式的针对性作用,同时在涉外司法实践中适当地借鉴分割方法模式。     

年轻干部要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近年来,按照中央要求和部署,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把加强自身建设作为一项基础工程来抓,有力促进了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整体素质和工作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