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加强学风建设的基本经验

非学无以立党兴党,非学无以治国安邦。对于一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树立正确的学风,是至关重要的。在我们党内,毛泽东首次提出了学风是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问题,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的命题（《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13页）。他严肃批评从本本出发的教条主义是不正派的学风,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     

运筹帷幄 破敌“围剿”

自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创建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以来,国共两党两军围绕根据地的斗争就开始了。起初是国民党军对红军进行一省或数省的“进剿”、“会剿”,进而发展到国民党政府统一指挥下的全局性行动——“围剿”。我各根据地军民英勇顽强坚持开展反“围剿”斗争,其中毛泽东、朱德亲自指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成为中外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范例。     

试论《老子》的“变易”观念

就变易思想而言,《老子》上承《易经》,下启《易传》,是中国传统变易观念形成的重要环节。《老子》认为,生生不息是世界存在的形式,反、复、复归是事物变易的模式,道之动是事物变易的动力。这些认识已上升为理性的思考,但老子哲学的基本立场不可能揭示变易的真正动力,这也为后来《易传》对变易思想的进一步阐释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论江泽民同志关于反腐败斗争的科学理论和工作思路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四大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思想,而且在行动上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从而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在新形势下开展反腐败斗争的科学理论和工作思路。     

论知名标志、形象的商品化权保护

商品化权,是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一种新型的无形财产性权利,它是指将能够创造商业利益的广为人知的标志、著名人物的姓名、肖像和声音、公众熟知的标记或符号等进行商业性使用的权利。商品化权的问题已成为21世纪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课题,世界各国都在加强对知名标志、形象的商品化权利的法律保护,其中,反不正当竞争法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因此,我国应在原有制度的基础上借鉴世界性的相关条款以及别国的立法经验,进一步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调整范围,为商品化权利寻求更加合理、合法的保护方式,以更好地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保护经营者、消费者及形象利益拥有者的合法权益。     

反侦查行为导论

我国传统的侦查学和侦查实践对反侦查行为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目前侦查学界对此有所反思和矫正,涌现了侦查新视角的思潮。该视角直接指向反侦查行为,并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侦查实践中的有效防范、识别与利用。     

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举隅--从金庸小说中的人物杨过谈起

杨过是金庸小说中的重要人物,他一方面具有一个文学形象所具有的独特个性,同时又体现着传统年赋予的文化共性。他的身上首先体现了道家文化的批判、反抗精神,敢于一往无前地追求个性的自由,对当时僵化的社会规范进行了强有力的反抗。道家的这种精神与现代反异化思想暗合。同时杨过的身上也体现着儒家对社会义务的提倡。金庸作品受到普遍喜爱,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存在价值。     

反侦查行为的类型初探(二)--消极性反侦查行为与积极性反侦查行为

根据反侦查行为所表现出来的防御特点,可将其划分为消极性反侦查行为与积极性反侦查行为.这两者在外在表现与行为方式两方面迥然不同.这种区分对于减少或克服侦查实践中的片面性错误,深入细致地分析个案中的反侦查行为,避免让一些案件假象模糊侦查视野,具有重要意义.     

动员与反动员：中央苏区“扩红”运动

中央苏区“扩红”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动员运动。它是一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反“围剿”斗争需要不断的兵力补充,这是“扩红”的现实依据和第一推动力,新的红色政权的建立为其提供了制度保障,而传统乡土社会的旧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扩红”的发展。在“扩红”动员过程中,党、政府、社会团体和民众构成了四位一体的紧密互动关系,既相互分工,又相互配合,共同推动了“扩红”工作的开展。但是,随着“扩红”的不断深入,它所带来的问题逐渐凸显出来,各种反对因素及力量也逐渐增多增强,最终演化为“扩红”的反动员力量。面对着“扩红”运动后期的颓势,党和政府作出了相应的努力,对民众实行再动员,但并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     

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论析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能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必须掌握三个问题,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怎么划清界限。这些问题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经历长期的学习和研究积累过程,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