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游击队》中女主人公“芳林嫂”的三位原型

小说《铁道游击队》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创作出来的。铁道游击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诞生在枣庄的一支抗日武装。它和兄弟部队一起开辟和保护了华东经鲁南过微山湖到延安的秘密交通线,安全护送了刘少奇、陈毅、罗荣恒等过往干部千余职,为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被肖华将军誉为游击队的“一面鲜明旗帜”,“怀里利剑,袖中匕首”。     

宋任穷在冀南

抗日战争时期,宋任穷曾先后任一二九师东进纵队政委,冀南军区司令员、政委,中共冀南区委书记,冀南行政公署副主任、主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代理政委,中共冀鲁豫分局组织部部长、代理书     

内战反对派武装的联盟构建与内部冲突——以叙利亚内战为例

在内战进程中,不同的反对派武装组织有时会构建起联盟共同反抗政府军,而有时则会相互袭击引发内部冲突。对于此现象的解释已是当前内战研究理论的重点。通过回顾既有研究对此问题提出的物质因素和理念因素解释,文章认为单纯的理念因素和物质因素均无法解释反对派联盟的形式与瓦解。因此,文章提出了一个将物质因素和理念因素进行整合的分析框架,分析理念因素与物质因素交互影响反对派联盟形成和内部冲突。在政府军实力较强的情况下,理念因素无法起作用,而反对派内部实力均衡与否也将使得理念因素对联盟构建产生不同的影响,并且外部支持则会加强理念在反对派联盟形成中的影响作用。文章以叙利亚内战作为阐释性案例,采取案例内比较的方式,对提出的逻辑进行分析。     

泰国选后政治角力转向

<正>在清场行动展开而大选合法性受质疑的情况下,反对派开始调整策略,希望透过司法途径击垮英拉政府。由此,示威及正面冲突烈度将会减弱,而司法层面的角力才刚进入高潮。2014年在严重争议中开启的泰国大选,由于遭到反对派抵制,在2月2日当天多地没能顺利完成投票。虽然中选会安排了之后补投程序,但总体来说,此次大选投票率仅45%左右,其中又有高比例的弃权票和无效选票,堪称近十多年来最失败的一次选举。     

乌克兰政权危机与其“欧洲梦”

<正>乌克兰的反政府骚乱抗议持续了两个多月,并造成双方超过82人死亡和1000余人受伤。然而就在总统亚努科维奇和主要反对党代表在2月21号签署了解决危机协议未超过24小时,形势却急转直下。议会突然倒向反对党,罢免了亚努科维奇,并释放了反对党领袖季莫申科。亚努科维     

车臣，俄罗斯难于卸下的“包袱”

随着千裕年钟声的敲响,俄罗斯在车臣剿灭非法武装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终于告一段落。残余的车臣非法武装和恐怖主义分子被赶出了车臣首府格罗兹尼,进入山区。然而,以巴萨耶夫为首的恐怖分子是否甘心他们的失败？车臣问题是否能够得到彻底解决？是否会导致国际化？车臣战火是否会死灰复燃？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车臣同题的由未车臣是俄罗斯联邦ZI个共和国之一。车臣位于高加索山脉北部,南与格鲁吉亚隔山相望,北与俄罗斯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相邻,西部是北奥塞梯共和国。车臣面积1．3万平方公里,人口为12o多万。车臣于1859年并入俄罗斯。…     

海盗与海上武装抢劫犯罪的统计和分析（2000-2010）

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犯罪是当前重要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之一,对国际航运产生了消极影响并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大多数学者在论及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犯罪时既没有区分二者的不同,也没有交代这些案件的详细情况。本文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国际海事组织提供的相关资料,指出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犯罪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别,重点分析2000-2010年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的特点、变化趋势及其原因。     

武装组织治理制度与反叛成功

当前武装组织治理制度建设成为内战研究的重点。武装组织治理制度是武装组织对其控制区域和民众管理的相应制度与规则体系。以反叛成功为分析对象,通过系统评估武装组织治理制度建设对其内战中获得冲突优势的影响,可以看到,武装组织的反叛成功并不直接由武装组织治理制度决定,而是取决于武装组织治理制度在内部与外部产生的效果。在内部维度,武装组织治理制度需要取得良好的相对治理绩效;在外部维度,武装组织治理制度需要一个有利的国际战略环境并可对其进行塑造。而武装组织治理制度并不能确保相应效果的实现。通过混合研究的模式对以上观点进行检验:在定量研究方面,通过两个不同层次的数据库对于武装组织治理制度与反叛成功的关系进行检验,发现武装组织治理制度与反叛成功之间无直接的联系;在案例比较研究方面,通过两个具体武装组织的实践案例(阿富汗塔利班和"伊斯兰国"组织)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武装组织治理制度与反叛成功之间的关系并不确定,因此并不存在简单的正向促进关系。     

中东北非政治剧变之启示

2010年底起于突尼斯、2011年以来迅速扩散的北非、中东动荡引起了世界广泛关注,其发生的根源、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对中国的启示及中国的应对也是目前我国政界、学界集中探讨的热点问题。当前中东变局的深层根源是什么?骨牌效应会扩散到哪里?会不会改变中东政治力量对比甚至重塑中东战略格局?会不会影响全球战略态势?中东变局对中国的经济影响与战略影响如何?中国从中东变局的发生根源及其影响中可得到些什么启示?围绕这些问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现代国际关系》杂志社于2011年3月10日举办了题为当前北非、中东变局及其影响的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国防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2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他们从不同角度就上述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现将部分与会专家学者的主要观点辑录如下,以飨读者。     

1921年3月:为了工农的利益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持续了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3年的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使苏俄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1920年,苏俄工业产值只相当于战前1913年的13.8%。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让列宁下决心停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推行新的经济政策,让千疮百孔的国家重获生机。1921年3月,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作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13天后,全俄中央执委会一致通过了相应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