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学·本质说·价值论：毛泽东马克思主义观逻辑建构——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观的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就“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作了“发生一发展”说、“本质一特征”说、“结构～功能”说等不同层面的回答。     

发生学视域的荣辱观探析

人类本性中的荣辱意识是善恶行为得以产生的心理根源,为此应从道德发生学的视角全面考察荣辱观产生的基础及其过程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一种基本的道德意识活动,是协调个体与社会的利益冲突、促进个体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道德基础。     

利益矛盾向群体性事件演化的一般进路——以正式控制机制为视角的发生学分析

"过程性"而非"突发性"是群体性事件的一个基本特征。在利益型群体性事件中,这种"过程性"所体现的是作为"始发点"的利益矛盾在时间维度上向群体性事件演进的过程。该演进过程同时是一个逻辑上可能依次历经矛盾发现机制、解决机制、预警稳控机制和群体性事件处置机制等正式控制机制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若正式控制机制运转不良,利益矛盾或已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得不到有效解决和控制,则群体性事件易于发生或再次复发。依此检视我国群体性事件多发的实际,则可得出:各正式控制机制存在问题、控制效果不理想正是重要原因之一。     

无意识结构与共时性研究——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论略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1908一)是二战以后国际公认的最有权威和地位的人类学家，也是整个西方结构主义思潮中最为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被尊称为“结构主义之父”，其主要论著有《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结构分析)(1945)、《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1949)、《神话的结构研究》(1955)、《热带闲愁》(1955)、《结构人类学》(第卷，1958)、《今日的图腾主义》(1962)、《野性的思维》(1962)、《神话学》(第1-4卷，1964-1971)、《结构人类学》(第2卷，1976)、《广阔的视野》(1983)、《象征与双关》(1989)、《看、听、读》(1993)等等。列维一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思想不仅在人类学领域，而且在社会学、哲学、语言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中均具有十分巨大的影响。     

亲权制度与监护制度关系的重新厘定

亲权制度是亲属法里面比较重要的制度，但目前我国的立法并没有对亲权制度给予相应的重视，而是利用监护制度予以笼统地概括，因此建立亲权制度就显得尤为必要。本文从制度发生学、国外的立法例以及我们社会当前和将来对监护制度的要求三个方面，从而阐述了应该建立亲权制度并将其与监护制度并列的观点。     

当下小说叙述人称研究之弊

"叙述人称"是小说叙事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当前理论界普遍坚持"立足点说",从叙述者与故事世界诸元素的空间关系出发,将"叙述人称"划分为第一人称叙述与第三人称叙述两大类型,否定第二人称叙述的独立存在性和独特的审美价值。该文对"立足点说"进行反思,指出该理论本身存在的矛盾与偏误,并揭示了造成弊病的深层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发出了叙述人称研究范式转换的呼吁。     

美国和德国反垄断法若干问题比较研究

美国反托拉斯法和德国卡特尔法分别作为结构主义政策和行为主义政策的典型代表，对世界反垄断法产生深远影响。两个国家的反垄断法在立法模式、限制贸易行为、垄断、合并、域外适用、诉讼和制裁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差异，体现了禁止性和限制性原则的不同特色。对这些问题进行比较研究，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立法权及其宪法规制

作为政体权力结构中的组成单元,立法权是对立法机关职权的一种概称;作为政体诸种功能之一,立法权是对创制具有法律功能的规范之权能的总称。与所有的公共权力一样,立法权作为一项主权性的由法律规定的权力,有必要接受宪法的规制,这种规制既是保护共和政体与发展民众福祉的内在要求,也是立宪主义的基本原则。     

论戈德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文学社会学

法国文艺理论家吕西安·戈德曼倡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是20世纪西方文艺社会学流派中重要的一支。其理论特色表现在:在价值立场上,它融文学研究的科学主义精神和人文主义精神为一体;在方法论上,它坚持文本结构分析和社会历史结构分析相结合、理解和解释相统一的原则,从而既克服了形式主义批评的"非历史化",又克服了社会-历史分析的"泛文本化"倾向。简而言之,戈德曼文论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科学和人文、历史和审美之间的辩证综合。戈德曼发生学结构主义文学社会学的这种特质,正好与当代文论发展的要求和趋势相吻合。因此,它可以为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乃至文艺学学科建设指明方向和道路。     

垄断认定标准的模糊性研究——从美国反托拉斯法到我国《反垄断法》及其实施

垄断认定标准的模糊性,是各国反垄断法在制定和实施中的一种普遍性,也可以说,它是与反垄断法相伴而生的一个基本技术特征。美国反托拉斯法在一百多年的司法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模糊性,给我们的启示是:确定垄断标准恰当的模糊度,既不能过于明晰又不能过于模糊。过于明晰则缺乏灵活性,会使许多垄断行为通过各种形式的变换来逃避制裁;过于模糊则会使司法活动无所适从,导致实施的困难。而反垄断法实施的技巧就是如何将这种模糊性转化为确定合理的断案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