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犯罪理论与危机发生学的“利比亚模本”——基于卡扎菲1988—2011年治理时段的讨论

将"合法性犯罪"的概念引入政治学和法学的交叉领域,以此建构合法性犯罪理论来解释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倒台前的若干腐败现象,并根据该理论提出了利比亚模本和"卡扎菲节点"的问题。     

社团参与社会治理的民主化路径选择——基于发生学方法视角的分析

我国社团参与社会治理的发展历程,基本体现了法治→党治→自治→善治→机制的路径选择。这种路径选择过程是复杂和艰辛的,是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等多种要素交织其间,纵横碰撞激发而成的。要在新一轮社团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发展中减少失误和损失,应积极借鉴和吸收发生学方法中的构建—发生理论,既鼓励外部推动、又培养内部自发,在内外兼修的路径选择下,实现社团参与社会治理体制的软着陆和可持续发展。     

自然与人性:孟子和庄子道德发生学之异同

孟子和庄子分别把道德之发生归之于自然和人性,承认道德的自然属性。在道德发生学问题上,二者的共同特点是内在超越。然而,孟子和庄子对于人性之自然属性有不同的判断,造成了儒、道两家道德发生学的根本分歧。孟子认为社会性的善也是内在于自然的,可以从本性中求得,同时又以人性与动物本性之不同论证人性在道德属性方面的优越性。庄子认为人之道德行为是自然而然的,一旦放在社会价值评价体系下就偏离了内在性而导致道德的外在化并进而伤害道德的真性。庄子推崇纯任自然的道德发生机制,因此不承认人在道德属性上具有优越性。     

国际体系的稳定、变革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国际体系的稳定关键在于其结构层面。一个体系是否稳定,与体系中主要行为体的数量、主要行为体间力量对比关系、国际体系的调节机制等因素具有密切的联系。体系的变革既有体系内主要行为体力量发展不平衡、力量组合关系发生变动、主要行为体的对外战略发生重大调整等内在动因,也有全球化趋势发展等外在因素的催化作用。中国的和平发展并没有产生变革国际体系的要件,中国的和平发展并不会导致国际体系的剧烈动荡,而是将推动整个国际体系和平、渐进、稳定的转型。     

浅谈我国企业兼并中的反垄断控制

一、企业兼并中反垄断控制的两重性。企业兼并中的反垄断问题可能是反垄断研究中历史比较悠久的话题。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问题就被提出来了，但是因为当时我国经济发展还在起步阶段。对一些企业兼并重组，我们更多的是扶持而不是限制，所以当时这一问题还没有被提到议事日程。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中后期，随着国外资本的大量引进和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有关企业兼并中的反垄断问题才成为了热点问题。大量的研究表明，我们现在最明智的做法是既要有意识地促进企业兼并，来提高中国工业的集中度，又要建立预防性的兼并监控法律制度，以防止因企业兼并而形成和加强的市场支配地位。我们要明确的是，反垄断法要禁止的不是市场支配地位本身，而是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以防止其阻碍其他经营者自由地展开经营活动，并对相关市场和其他市场上的竞争条件产生不良影响。     

世袭与禅让——古代中国的王朝更替传说（新译本）

在《〈艾兰文集〉自序》中,艾兰介绍说： 在此次出版的这套文集中,我最早写的是《世袭与禅让——古代中国王朝更替传说》,它曾于1981年以英文版出版,英文书名为The Heir and Sage： Dynastic Legend in Early China。这部书运用了一种从神话学改造来的结构主义方法,分析直到西周初年的有关尧舜权力转移的历史记载。     

布迪厄:建构主义的结构主义者

社会学的理论中,建构主义和结构主义的争论长期存在,通过回顾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过程,梳理了孔德、斯宾塞、滕尼斯、涂尔干和帕森斯等具有结构主义色彩的理论以及韦伯、达伦多夫、布劳和符号互动论等具有建构主义色彩的理论,呈现了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对立的局面,为了结束这种二元对立的状态,布迪厄用场域和惯习的概念,力图实现建构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融合。     

学术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进程

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主要指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发生学的角度着眼,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即:李达、艾思奇、张岱年:学术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准备阶段;毛泽东:学术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生成阶段;冯契:学术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体系建构阶段.     

关于20世纪现实社会主义历史起点的理论反思

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胜利 ,这是社会主义发生并成为现实的历史起点。 2 0世纪现实社会主义得乎于此 ,亦失乎于此。本文系统考察了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及由此衍生的“先天不足”与“后天失调”的过程 ,对 2 0世纪现实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历史的阐释与反思。     

我国反垄断立法规制对象的取向选择

我国反垄断立法规制对象是以规制行为为取向 ,还是以规制结构为取向 ,理论界多有争论。本文从美、日等国反垄断法规制对象的变化 ,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得出 :选择行为主义规制垄断是我国反垄断立法的最佳、也是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