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执：“熙宁变法”的失败之源

用人是领导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曾有一句名言：“正确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领导用人会本能地起用与自己志同道合之人，但多用志同道合者很容易会陷入“当局者迷”的困境，终而导致一意孤行，举事无成。北宋时期的王安石变法就是这样一个范例。     

鸳鸯蝴蝶派作家毕倚虹的悲欢人生

在曾被打入另册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中，有一位叫毕倚虹（1892—1926），江苏仪征人氏，原名毕振达，笔名几庵、清波、逐客、松鹰、娑婆生等。早年，袁克文（袁世凯次子）慧眼识珠，称毕倚虹为“小说无敌手”，有挽诗哀悼云：“绝代文章传小说，弥天泪语几人知。”甚为遗憾的是，     

户籍“变法”消弭二元鸿沟

半个世纪前，我国通过户籍等一系列制度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城乡之间形成壁垒森严的界限。从此，“衣民”成为这一历史中的沉重名词。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户籍政策构筑了“农业户口”与“城市户口”在实际利益上的不平等，两种户口成为差别化分配各种利益的最直接标签。如何使他们公平享有国民待遇，成为改革开放30年后政府制度探索的核心点。     

商鞅的守信和失信

公元前356年，商鞅主持秦国变法，颁布了一系列的变法措施。为了取信于民，商鞅让人在咸阳南门放了一根木头，木头旁边贴了张告示，说谁能把该木头扛到北门，就可以拿走50金。终于有一个人鼓起勇气站出来，扛起木头飞也似地跑到北门。结果，商鞅当众把50金赏给了这个人。商鞅导演的这出“木头秀”给自己赢得了口碑，一个说到做到的改革家形象在秦国人心目中树立起来，接下来，他的变法措施在民间就实施得非常顺利。     

新感觉派小说中都市女性的疾病隐喻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中国近代以来最早的一批职业化的现代都市女性,这些女性或为生计所迫、经济独立;或为追逐奢靡、满足享乐的欲望而出入社交场所,最终被异化为"没有了灵魂的人",成为十里洋场上盛开的"恶之花",在她们身上呈现出都市女性特有的种种病态特征。新感觉派小说家对此做了形象的描绘,通过对都市女性疾病的隐喻书写,新感觉派小说家表达了对现代化的城市生活与人的错位关系的深刻思考与批判精神。     

初探陈启天的"新法家主义"思想

20世纪前半叶中国曾经有过一股"新法家主义"的思潮,主要以醒狮派代表陈启天、常燕生等人为主,强调当时是一个新的"春秋战国"时期,主张实行法家富国强兵政策,带有浓厚的国家主义倾向。     

论《词源》理论在清代的接受

《词源》作为中国词学史上一部重要的理论著作其接受史折射出历代词学思潮发展和变化的历史轨迹,对于蓬勃发展的清代词学而言尤其如此:从清初云间派词学家对它的浅层接受,到清前期浙西词派在继承其理论的同时根据自身需要对其进行概念偷换,再到清后期常州词家为调和词学内部"言志与缘情"、"守律与破律"、"雅化与俗化"三对矛盾,对该理论进行了合理吸取与深化,并通过"意内言外"的词学理念,完成词体最终的复合建构;这一漫长的过程《词源》作为一个参照系和理论源,对清代各时期各流派的词学思想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并最终促成了词学向诗学的融合。     

梅光迪文化保守主义思想述评

梅光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学衡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面对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反对和对西方文明的顶礼膜拜,梅光迪以《学衡》杂志为阵地,以西方新人文主义为武器,对新文化派的激进思想进行了批判,具有一定的纠偏与制衡作用,倡明了其捍卫传统文化的立场.但当时的历史环境决定了学衡派的最终失败.     

唯物史观派与整理国故运动

胡适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由于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性批判精神,因此在发起之初,唯物史观派对此持一种颇为赞成的态度。而随着时局的变化,唯物史观派则转向反对在全社会范围内笼统提倡“整理国故”。但因为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具有很大的重合性,所以双方实际上在学术上形成了一种对立中的互动关系,二者往往相互启发、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转型。而研究目的和具体观点的不同,尤其是指导思想的歧异,最终促使唯物史观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针对整理国故运动的缺陷做出了严厉的批评,从而极大超越了整理国故运动,为历史研究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论常州派词统的形成

在有清一代乃至整个词学史上，真正建立起词统并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莫过于常州词派。从张惠言、董士锡到周济，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以周济编的《宋四家词选》为标志，正式提出了一个体现词派特色的词统，在给学词指出一条途径的同时，也张扬了词派的理论主张及其形成过程，即从张氏的“比兴寄托”到周济的“穷高极深”之趣，再到“有寄托”与“无寄托”相统一的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