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磕派律师”是否走向黄昏?——《刑法修正案(九)》第37条的理解与适用为中心

死磕派律师是法治中国转型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生发出的一种特殊现象.《刑法修正案(九)》第37条通过修改扰乱法庭秩序罪进一步降低了入罪门槛、扩张了刑罚的打击面,向备受争议的死磕式辩护亮剑是其目的之一.在对扰乱法庭秩序行为进入“犯罪圈”的历史沿革考察的基础之上,从罪刑法定的明确性要求、刑法谦抑性、立法平等规制、配套规则缺失等层面审视并反思《刑法修正案(九)》第37条的立法理念与技术,提出通过严格的立法解释与设定作为刹车装置的程序性控制,确保目前相对粗疏的扰乱法庭秩序罪刑运转在理性与法治的轨道之上.基于对死磕派律师特质的研判得出,单纯依靠刑罚强压难以消灭死磕派律师,只有整体司法环境改善,死磕派律师才会也必然会走向黄昏.     

中国语境下的“宪法实施”:一项概念史的考察

宪法实施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学基本范畴。从概念的源流与演变来看,民国时期的宪法学说和苏联国家法学说是两个重要的理论渊源。回顾近代以来的宪法学说史,宪法实施概念整体上体现了一种变法思维,即通过实施宪法来建立新的法律和政治秩序。受此观念影响,宪法实施也是一个具有高度政治性的概念,宪法实施更多的是依靠政治化的方式。即,通过政治动员提高民众的宪法观念,进而实施宪法。这种宪法实施概念不仅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的宪法理论,同时与社会主义新宪法秩序的建构也有暗合之处。     

我国历史上的变法及其对当前改革的启示——以王安石变法为例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富国强兵,其农田水利法、均输法、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目的在于富国,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裁兵法、军器械法目的在于强兵。新法实施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利国利民,但由于新法触犯了部分权贵和富商的既得利益,变法也未取得共识,所以遭到反对而最后失败。王安石变法启示我们,要使变法事业得到持久推行,避免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命运,主持者必须找到一种不同利益、不同政见的民主协商渠道,尽量取得共识,避免党争;也必须给下层民众有申诉渠道,避免酿成农民起义。     

从雅典法的发展看变法与改革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曾有过无数次变法与改革,有的成功,有的却失败了。所谓变法、改革其实是破旧立新——抛弃旧制度,实施新制度的一个过程。破旧立新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需要全社会各个方面的配合,在推动变法的过程中,基本不乏新制度,领导者,公民这三类重要角色参与其中。因此,本文将结合雅典法,从这三个方面展开谈谈如何促使、推动、深化变法与改革。     

农工画坛大家榜

樊少云:1885年生于上海崇明,名浩霖,字少云。拜师苏州吴门画派大家陆廉夫,笔墨功力深厚,画风秀丽轻灵,为民国“吴门四杰”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迁居上海,是海上画派重要的画家。又为崇明派琵琶传人,精昆曲。晚年变法,追求山水画的时代新貌。     

从马克思本源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兼谈日本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思考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市民社会异化本质的批判,强调“自由人联合体”才是人类社会真正的共同体。日本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注重回归马克思的原初语境,提出市民社会与共同体两种历史存在形式之间的对立是市民社会理论批判的前提,主张通过“共同体→市民社会→社会主义”的逻辑来理解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基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延长线上的丰富与发展。本文从马克思提出的本源共同体三种形式谈起,聚焦日本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解读,从而进一步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     

谁家欢喜谁家忧——从陈水扁保外就医看蓝绿政治算计

<正>因贪腐入狱服刑6年有余的台湾当局前领导人陈水扁,终于在台湾地区2015年第一个工作日——1月5日得偿所愿,被台湾当局"法务部"矫正署批准保外就医一个月,离开监狱返回高雄住处居家疗养。陈水扁在台上时本就"谤满天下",锒铛入狱后依然争议不断。国民党支持者和多数台湾民众认为陈水扁贪得     

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与教科书掌故

新中国成立前上海是我国近代文化出版事业的重镇,汇聚着众多出版机构。其中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是当时教科书出版界的两大巨擘。上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华书局教科书风波和商务印书馆＂教科书案＂在我国教科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在民族危机加剧的背景下,教科书在传道、授业、解惑的同时,还承载着向学生传输着爱国思想的责任。     

对新形势下监狱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

监狱学学科建设必须立足于本土取向,重视原创性;强化独立性;围绕实践性;学科研究的方法运用上,要体现多元性;学科建设的品位上,要凸显学术性。监狱学学科发展的未来趋势,必然是监狱学学派的形成和发展,这是监狱学在新世纪的中国能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自为、成熟学科的重要标志之一。     

香港行政长官普选提名制度的构建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提名制度包括预提名和提名程序。预提名程序涉及到预提名主体、预提名门槛和预提名人数等内容。在提名程序中,提名主体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行政长官候选人提名人数以2至3名为宜。根据班扎夫权力指数,基于亲建制派思路,以"50%"的比例值来构建行政长官候选人的提名门槛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