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传》的天人关系论

《易传》的天人关系包括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的修为与人的道德本性的关系 ,人与神的关系多层含义 ,是先秦天人关系的综合和创新 ,体现了先秦天人关系的最高智慧和成果。     

知识者的现实认知与文化想像——从20世纪40年代台湾作家的日文小说看其文化认同的困境

以 2 0世纪 4 0年代的台湾小说为研究对象 ,分析日本殖民统治末期的文化统治策略如何在特殊的战时体制下形成精神上的高压 ,而被异族支配的台湾知识者对于当时现实如何认知 ,并由此产生何种形式的反抗。呈现于小说当中的两种文化想像 ,其一是试图在审美的层面上重建汉民族的文化自尊 ;其二是隐晦地表达有别于殖民者意图的新的文化理想。这两者都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日据时代台湾知识者的精神状态。对这一精神状态的分析 ,有助于从学理的层面上厘清身处现实困境当中的近代东亚的知识者纠缠不清的政治问题、民族问题、文化问题和阶级问题     

民族生态审美叙事中的隐喻交合功能

民族生态审美叙事的关键是科技隐喻与民族生态隐喻交合互动 ,它在正义性原则指导下可保证民族生存与文化具有可持续生存指标 ,一种吸收变革而不丧失认同性活力的能指 ,从而使人与自然及民族间的交往灵活地进行。进而 ,在科技隐喻与民族生态隐喻等“多重隐喻”的功能交合辐射的过程中 ,人类超越自身而形成把握实在意义的方式与前景 ,最终形成对科技导致的生态危机与民族冲突的超越。     

论民事再审制度立法的完善

我国现行民事再审制度立法中的缺陷集中表现在启动民事再审程序的主体错位、再审事由重实体、轻程序、再审时限和次数、再审方式和范围不明确。要转变立法指导思想、建立再审之诉制度 ,明确再审事由、时限和次数、方式和范围 ,以推动民事再审制度走向完善。     

儒学是推动世界文明对话的重要精神力量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西方“贵斗”哲学的产物。其错误是:第一,过分夸大文化的作用,而忽视经济、政治的因素;第二,“贵斗”哲学非人类文化性的要求。事实是文明的对话而不是文明的冲突,才是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儒学提出人类社会道德的基本原则,即仁爱忠恕之道,而且它具有贵和的传统。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的理念,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强调平等、和谐和共同发展,正与当代文化多样性的理念和宽容精神相合。儒学可以促进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     

论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

我国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规定得过于简单,实践中关于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债权、无效合同所生请求权、分期履行之债、合同解除后所生请求权等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却是十分复杂的,理论界争议颇多,实务界做法不一,确有明确之必要。     

历史与时间的较量——论毕飞宇小说的时间化叙事形态

毕飞宇的小说在叙事时间的形态上发生过三次比较明显的转换。即:早期的不连贯形态,中期的中断和跳跃形态;中后期和近期的线性形态。随着这种转换,其小说中历史与时间之间的冲突和较量也显现出来。     

法律制定中的义利之辨

如果说权利是法律保护的利益,那么立法的过程也是一个利益平衡的过程,也必然会涉及“义利之辨”所包含的法律与道德、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三方面的关系。如果立法在这三方面没有慎重处理,则不仅会增加执法成本,而且使法律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公民生态行为规范论

公民生态行为规范是关于公民生态行为的规则或准则。建构公民生态行为规范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事业的客观需要，事关社会发展方式的变革、公民素质的优化和国家形象的提升。公民生态行为规范至少包含生态道德规范、生态法律规范、生态日常规范等三大方面。应准确把握其具体内涵与建构逻辑，即生态道德规范是公民生态行为规范体系的基础性因子，生态法律规范是公民生态行为规范的保障性因子，生态日常规范是公民生态行为规范的养成性因子。     

曾国藩治家之道:勤俭、孝悌、睦邻

曾国藩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的治家之道,体现在勤俭、孝悌、睦邻等方面,得到后人一致赞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