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书”与当代经学的重建

<正>周予同先生有一个说法:"经学的时代结束了,经学史的时代刚刚开始。"虽然说是经学史研究,但周先生及弟子朱维铮先生对于经学基本是否定的态度,这很难说是客观、公允的研究。如果我们今天还是采用这样一种态度,还是周予同、朱维铮的研究方法,可以说是自绝于时代、自绝于学术界,必将走进一条死胡同。姜广辉教授主持的"中国经学思想史"课题研究前后历时十三年,《中国经学思想史》四卷六册终于于2010年出版,受到学术界的极大关注。这项研究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为经学正名,为     

曾巩：被文名掩盖的能臣

在文学创作方面，曾巩上学韩愈，师承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是宋代新古文运动的中坚，散文成就很高。《宋史·曾巩传》评论其文：“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宋代以降，许多人将其作品奉为典范，他因此成为了唐宋八大家之一，享誉千年，至今不衰。然而，纵观曾巩一生经历，他不但是一位文学家，更是一位实干家，只不过在那个文化重于经济、诗文贵于粟粒的特殊时代，其行政才干被耀眼的文名所掩盖罢了。     

从《孔传》到《郑注》看两汉宗族文化发展的一个侧面

《孔传》和《郑注》是解释《孝经》的两部重要著作。《孔传》是将人的孝行置于一个复杂的宗族系统中，强调子对父的绝对服从，对孝行的解释极为细致；《郑注》则主要是从学术上理解“孝”，强调父慈子孝的双向关系，其对《孝经》的解释体现出理性特点。《孔传》和《郑注》在文本上的变化体现了两汉时期宗族文化的形成过程，又代表着宗族形成的两种不同模式。以孔、郑为代表的士人在两汉宗族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设计者、参与者的作用。     

经学方法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传统经学的一般方法有传、注、疏、笺、考、辨等,有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研究的细致化:经今古文之争中求真、求价值两种倾向对当代产生影响,综合借鉴有益于研究;传统儒学的发展以疑辨为动力、借鉴他者为资源,推动创新,亦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中学古文教学渗透心理健康教育之我见

古文教学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教师充分挖掘古文中蕴涵的丰富思想对于提高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具有积极意义。古文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与方法主要有：认知方面，着重培养学生正确归因、积极认知及适当的认知方式；情绪和情感方面，注重培养学生懂得爱的艺术及具有适当的羞耻感；意志方面，关注学生自主选择目标、执著追求目标、积极应对困难；人格塑造方面，教会学生“做事”与“做人”。     

一代醇儒董仲舒生平小考

汉代儒者董仲舒精研<公羊春秋>,亦并通群经,是汉代最著名的经学家、哲学家,生于汉惠帝元年(前194)或二年(前193年),卒于元狩五年(前118年)至元鼎三年(前114年),寿命约八十岁,其故里当为广川(今河北景县),他身上秉有儒者敢于担当和积极入世的精神,展示出一代儒学宗师的操守和风范.     

郑玄《春秋》学考述

郑玄打破经学的“家法”，创立“郑学”，初步结束了今古文经学派的纷争局面，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经学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     

论魏晋经学与文学复古之风

经学尤其《诗经》仍然是支撑魏晋文学的主流意识之一。在诗歌体式上,魏晋文学大量摹拟《诗经》,以四言为主;在诗歌题材和主旨上,直接摹拟《诗经》,创造出拟经诗、补亡诗、拟《诗》诗三种类型,复古之风达到了空前炽烈的局面;在艺术风格上,以雅颂为主、又以风入雅,从而对如何继承《诗经》的文学传统提供一次集大成式的探索,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     

经学五书

万斯大（1633-1683），字充宗，浙江鄞县（今宁波）人。其汉经学，以礼学为根柢，会通诸经，折衷群言，是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     

“经学”与“儒学”概念辨析

本文细致梳理和辨析了经学与儒学两个概念。两者之间既有密切联系，又有重要区别，应从发展历史、内涵、本质属性等方面来加以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