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与王震将军的“农场情”

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著名诗人艾青被错划为右派,政治上遭遇厄运。许多人为避嫌,不敢与之往来,唯有王震将军对他一如既往地关心。这段经历感人至深,一直被人们传为佳话。患难之时伸援手1957年的春节,被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党籍、解除一切职务的艾青万念俱灰,不知该何去何从。这时,王震把艾青找到自己家中促膝交谈,劝他鼓起勇气面向未来。王震说:"你离     

意识形态冲突的未来

走预防性路线的人会让我们谦卑地重新认识到自己的动物本源—我们在这一点上已经迷失太久了,而主动性的倡议者们将加速我们与自身进化历史的决裂。刚刚落幕的法国总统选举似乎说明,旧有的左派-右派对立依然跟从前那样行之有效——显然在法国这个诞生这一概念的地方正是如此。但这种说法有道理吗?现代的政治光谱其实是1789年     

“摘帽办”：为55万右派甄别平反

1978年5月3日，我（中共中央统战部干部局原副局长）受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凌云指派，到“摘帽办”工作。“摘帽办”是中央五部为处理反右斗争遗留问题而成立的办事机构。     

上海大学：20世纪20年代的“红色学府”

上世纪20年代初期，国共两党共同创办了一所著名的文科学校。当时，社会上曾流传有“五四运动有北火，大革命时期有上大”、“北有北大，南有上大”、“文有上大，武有黄埔”等。这个“上大”，即指被国民党右派称为“赤色大本营”的“红色学府”——上海大学。     

陈独秀第二次大让步之辩析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是国共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开始崛起,并以比老右派更激烈、更毒辣的手段向共产党发起进攻。从此,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联合控制国民革命领导权的局面再也不复存在,国共两党之间产生的裂痕再也无法消弥。由于这一事件带来的严重后果,人们在总结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总是将它作为一个典型事例来举证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并认为这是陈独秀继国民党二大的大让步之后,对国民党右派的第二次大让步,所谓“军事上的大让步”。①指责陈独秀在中山舰事件上对蒋介石让步的理由是:陈独秀不主…     

谢泳:现在的所谓右派是虚幻的

知识分子精神的断裂《南风窗》(以下简称《南》):你一直研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脉络,你认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精神的断裂点发生在什么时候?谢泳(以下简称谢):从思想史角度观察,1949年前在中国知识界,确实有一个自由主义的脉络,时代转换之后发生的一个主要现象是:自由主义的主要领袖人物都离开了中国,比如胡适、傅斯年他们,这些人开始主要集中在欧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后,回归到台湾。比如台湾大学当年的主力其实是老北大的底子。从思想史角度评价,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抗战胜利后有一些分化。其中比较有参政意识的知识分子,开始左倾,     

在现代文明的共有平台上

只要大家都尊重彼此的权利,不拔刀相向滥行强制,“君子国”的交易与“小人国”的交易,乃至君子与小人并存的“普通国”的交易都不会出轨,都可以使人们各得其所。     

我亲眼目睹的“大跃进”

1957年11月，基于“反右派斗争取得全面胜利”，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社论认为“我们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第一次提出“大跃进”的口号。毛泽东看了后说“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予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位科学家。”接着，“大跃进”如狂飙海啸，一时间席卷全国。     

法国左右两大派的分野、变迁及前景

法国在政治理论和实践方面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众多模式与启示,左右两大派的分野便是其中之一。这一政治分野在大革命后逐步形成,在法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及人们的意识中产生了深刻影响,并成为法兰西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结束后,在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背景下,法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内社会政治生活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法兰西民族原有的政治特性,如中央集权传统、共和同化原则、特立独行的外交路线等均受到新因素的影响,左右两大派的分野也不例外。考察和分析法国左右两派的分野、变迁及前景有益于我们深入理解法国正在经历着的政治文化重组。     

毛泽东与著名报人王芸生

自1957年6月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席卷全国．它使50多万知识分子遭遇空前劫难。不过，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这场劫难中．一向以“敢言—而著称的《大公报》社长、著名报人王芸生却最终逃脱丁被划入右派的厄运。这不仅引发《大公报》社内一些极“左”分子的不满和抗议，而且连王芸生自己也为此感到纳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