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乐死合法化的理性思考

安乐死一直是备受世人关注和争议的问题。对其是否合法化的争论一直持续至今。本文针对关于安乐死的国内外争议，通过对安乐死的实质、立法依据的探讨，浅谈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的合理性及可能性，认为我国应该通过法律程序确立安乐死。     

从主体建构到自觉建构——读王春光的《巴黎的温州人:一个移民群体的跨社会建构行动》

本文通过阅读《巴黎的温州人:一个移民群体的跨社会建构行动》,浅析了作者对温州人主体建构的理解。不同于作者的观点,文中认为温州人生产与经营、身份合法化、消费与扩大再生产三个阶段的跨社会建构行为,更多是适应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等条件最终实现他们自身利益的应激性策略。在对其定性研究方法做了分析以后,本文提出了相关的见解。     

对法律一知半解,浙江青田一官员离岗后索贿被起诉

日前，国务院法制办发布《个体工商户条例（征求意见稿）》，这项并不算特别重要的立法，因其中一条规定而引发高度关注：“无固定经营场所的摊贩，申请登记为个体工商户的，登记事项不包括经营场所”。这一规定被普遍解读为“流动商贩将合法化”，并赢得了各界高度评价。看惯了城管和流动商贩冲突的人们，寄望新规能终结猫鼠游戏，进而解放个体经济和非正规渠道就业，促进社会良治。     

边防民警兼任村官的合法性研究

福建公安边防总队漳浦大队自2005年率先开展边防民警兼任村官工作以来,取得了良好效果,沿海沿边各边防总队也相继推广了这一新型警务工作模式。但是,根据宪法及相关组织法的规定,边防民警兼任辖区村民委员会组织成员是一种违法行为,干预了农村基层管理组织的自治权。因此,保障边防民警村官身份的合法性,推动新时期边境地区农村警务战略的顺利开展是一项十分紧迫的工作。     

安乐死合法化的哲学思考

安乐死作为一种价值选择,已为世界上多数人所接受,但要使之合法化,首先要论证它在伦理学、哲学、社会学等方面具有正当性、适当性,其次才谈得上操作的问题.本文就安乐死合法化的哲学依据作一些思考,认为传统的哲学生死观有狭隘的地方,随着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找到了安乐死合法化的哲学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适用之反思——以城管处罚摊贩为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规定:"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此条规定将"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确立为行政处罚要遵守的一项基本原则,然而执法者在实践中往往偏好于处罚,而不注重教育。本文选取城管处罚摊贩作为标本,分析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适用的困境,并试从摊贩合法化、处罚信息公开、规范处罚行为、相对人参与等角度寻找落实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的途径。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党的执政之基——兼谈苏共灭亡的历史教训

依据政治学原理,任何执政党的政治统治都有一个合法化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政治统治的合法化包括历史的、道义的和现实的内容,这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只要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即可获得历史的合法性;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即可获得道义的合法性;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即可获得现实的合法性.三者紧密联系,内在统一,其中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最为重要.     

解读现代“刑讯逼供”现象的根本原因——从我国古代拷讯制度合法化层面入手

拷讯制度作为一种残酷的诉讼制度,在我国历史上存续了几千年,其残余在今天的刑事诉讼实践中仍然存在,它严重阻碍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进程.因而有必要从我国刑事诉讼的立法历史入手,阐释我国古代拷讯制度合法化的内涵,分析我国古代拷讯制度合法化的主要原因,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现代民主意识、社会控制意识理论及其刑事诉讼理论,解读现代社会中"刑讯逼供"存在的历史文化原因.     

农村宅基地房交易合法化问题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我国宅基地产权制度的演变分为农民拥有宅基地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可交易、宅基地使用权禁止交易、禁止宅基地使用权向城镇居民出售四个阶段。当前,宅基地房自由公开交易对于推动农民工城市化、完善政府治理方式、实现宅基地使用权价格、健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意义重大。但是宅基地房要成为自由公开交易的商品,还受到户籍迁移制度、耕地制度、土地财政与社会保险覆盖面等因素的制约。因此,要分类推进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与耕地使用权脱钩制度,确立宅基地房卖主与社保挂钩制度,改革住房交易的税收制度,建立农村住房交易信息系统与平台。     

西方公民政策参与的理论逻辑与现实前提

西方公民政策参与的兴起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制度背景。在现代行政国家,公民政策参与直接赋予公共政策过程以合法性,又通过公民参与的有效性强化了公共政策过程的正当性,这是公民政策参与受到世界各国政府普遍重视的原因所在。"传送带理论"和"利益代表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国家公民参与的现实,对于我们观察和理解全球性公民政策参与具有启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