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讯与沉默权：一个该死，一个该活

刑讯起源于奴隶制社会,是—个古老的审判制度,在我国秦朝时拷问制度已经合法化,并为历代所承袭和发展。建国后,我国的法律条文明令废止刑讯制度,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刑讯逼供的案件仍时有发生。沉默权起源于十二世纪的英国,作为刑事法治的重要内容,已被联合国的重要文献所确认,它体现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格尊严和自由意志的尊重。在我国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可以大大减少,避免刑讯逼供的发生,这种做法既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思路,也符合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世界潮流。     

我国毒品治理政策的检视与进路——以毒品合法化争议为起点

毒品合法化是世界禁毒领域的一个争论热点,由于其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尚不成熟,我国不宜推行全面的毒品合法化。但以此为切入点,理性反思我国传统的毒品治理政策,发现在禁毒战略方针、刑事政策、工作理念、组织体系等诸多方面存在亟待完善之处。我国应在维持严禁政策的基础上,借鉴国外毒品合法化主张和实践中的科学理念,从树立三级预防的禁毒战略方针、贯彻宽严相济的禁毒刑事政策、落实以人为本的禁毒工作理念、构建多元治理的禁毒组织体系等几个方面进一步改进毒品治理政策,全面提升毒品问题的治理能力和水平,确保禁毒工作纳入法治和科学的轨道。     

小产权房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的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城镇化、农村土地城镇化成为了不可豁免的一个过程。于是建立在被改变用途的农村集体土地之上的小产权房,逐渐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在解释和说明小产权房问题的来源和发展的同时,对目前我国国内小产权房问题进行了一些探索和思考,同时为小产权房问题妥善解决提出了一些个人看法。     

中海油收购尼克森交易中的政府审查问题探析

近日,中海油以总价约151亿美元收购尼克森全部股份,成为建国以来最大金额的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交易。本次中海油收购中政府审查是其中极为关键的因素,主要包括国家安全审查、合法化审查以及反垄断审查、资本输出国审查等方面。本文拟从以上几方面探析收购尼克森交易中的各类政府审查的主要内容及核心所在,作为未来应对收购外资企业中可能产生的政府审查问题提供参考。     

对中国安乐死合法化的可行性探讨

安乐死问题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涉及法学、医学、伦理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从1986年我国出现“安乐死”首例后,对于安乐死合法化问题就一直在争论。本文通过“李燕事件”首先分析了我国安乐死现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安乐死合法化可行性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我国安乐死未来发展趋势。     

“小产权房”合法化将会给中国带来什么?

"小产权房"的合法化将会为彻底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打开一条新路。"三农问题"说到底,是中国式的土地制度问题。"小产权房"的合法化将极大地推动中国式的土地制度的消亡,推动中国式的土地制度与国际接轨。     

当代行政的“民主赤字”及其克服

行政"民主赤字"产生的时代背景是基于当代行政在目标期待、活动依据和功能等方面所呈现的新变化。而行政活动的政治化、国家行政的社会化、行政立法的大量兴起以及贸易、投资管制的国际化等,使原有的行政法治模式为行政活动提供"民主正当性"的能力日益匮乏,从而造成了行政的"民主赤字"。克服当代行政的"民主赤字"需要一种使行政过程得以自我合法化的多元主义进路,即"参与式治理模式"。"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取决于以公众"充权"和程序保障为核心的内部机理之完善以及对政府体制的直接改造和对社会环境的间接改造。     

工业级无人机飞行安全规制的反思与转型

目前,我国工业级无人机飞行安全规制存在一些短板。宏观层面表现为缺少顶层立法设计,微观层面表现为驾驶员资格条件和行政强制措施等设置缺乏上位法依据。因此,需要完善立法顶层设计：在准入许可方面,强化中央立法的统筹性与主导性;在行政强制措施方面,通过在立法上明确、细化工业级无人机的行政强制措施,使公安机关拦截、迫降、击落违法飞行的无人机具备合法性。     

公共政策合法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必要性分析

公共政策合法化过程中引入公民参与以增强其公共性十分必要,一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合法化过程本身是一个社会各利益群体进行博弈最终达成妥协的过程,二为公民参与是弥补政府有限理性的缺陷与克服公共权力腐败的必要路径。在我国,公共政策合法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存在缺位问题。鉴如此,有必要为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提供机会。我国目前已拥有逐渐提高的国民素质、良好的法制基础和逐步完善的民主机制等诸多有利于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合法化过程的可行性条件：     

我国毒品治理政策的检视与进路——以毒品合法化争议为起点

毒品合法化是世界禁毒领域的一个争论热点,由于其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尚不成熟,我国不宜推行全面的毒品合法化。但以此为切入点,理性反思我国传统的毒品治理政策,发现在禁毒战略方针、刑事政策、工作理念、组织体系等诸多方面存在亟待完善之处。我国应在维持严禁政策的基础上,借鉴国外毒品合法化主张和实践中的科学理念,从树立三级预防的禁毒战略方针、贯彻宽严相济的禁毒刑事政策、落实以人为本的禁毒工作理念、构建多元治理的禁毒组织体系等几个方面进一步改进毒品治理政策,全面提升毒品问题的治理能力和水平,确保禁毒工作纳入法治和科学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