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及其制度完善

对抽象行政行为予以合法性审查是现代文明国家法律监督的重要制度。我国应当确立和完善权力机关的审查监督、行政机关的内部层级审查监督与司法审查监督相结合,预防性与事后性审查监督相结合,主动性和被动性审查监督相结合的工作机制。同时,建立批准制度,建立预防性与事后性监督相结合、预防性为主的备案审查制度,建立附带性司法审查制度,建立和完善各种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撤销制度及其具体的程序规范,完善行政复议中对抽象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的范围和程序规定,完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建议权制度。     

关于刑事电子证据的采纳标准之讨论

电子证据作为一种科学证据,采纳标准有其独特性,需要在传统证据采纳标准的基础上进行更为科学细致的规定。我国对于采纳和采信的标准时常混淆并一同判断,容易影响审查认定的质量甚至导致冤假错案,尤其对于复杂的电子证据,更加需要两步式认定,第一步的可采性判断的质量将直接影响到第二步的证明力判断。电子证据的采纳标准,可以分为关联性标准、合法性标准和形式真实性标准,三个标准相互关联又各自具有独特性。虽然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对此有一些具体规定,实践中也有取证和审查认定的方式,但是仍需要相应的完善措施。     

论“党政军警民”合力治边民本型治理的合法性

治国必治边",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是我国边海防的特有优势。这直接呼应了十九大报告,以及"十三五规划"中"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的战略布局。同时",党政军警民"合力治边强调"民"的社会性力量的协同共治,据此,可以概括为"党政军警民"合力治边的民本型治理。而该种治理的"合法性"依据是:合力治边的领导核心是以民为本的中国共产党;合力治边的功能兼顾边疆安全与边疆发展;合力治边在运行过程中的民本空间。     

“审判中心主义”改革视野下再论侦查讯问——以陈灼昊案件为例

"审判中心主义"是对传统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模式的深刻变革,其强调法庭庭审作为整个刑事诉讼的中心。2015年10月30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陈灼昊一案的审理过程及判决结果清晰的诠释了"审判中心主义"带来的变化,法庭对证据的审查采信不再严重依赖侦查机关,控辩双方的质证更为充分与激烈,警察出庭取代以往的书面情况说明,不符合法律规范要求的口供被严格排除,疑罪从无原则得到真实履行。以侦查讯问而论,若要使得口供在庭审中获得采信、不被排除,就要求侦查讯问必须合法与规范,要求侦查人员必须具备程序意识与法治观念。     

我国近代以来约有2000万名烈士

今年9月30日，是我国首个烈士纪念日。民政部党组成员、优抚安置局局长邹铭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民政部从2005年开始相关研究论证工作，烈士纪念日的设立可谓“十年磨一剑”。关于“我国有多少烈士”这一问题，邹铭表示，据不完全统计，约有2000万名烈士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英勇牺牲。由于战争年代条件有限，许多先烈没有留下姓名。目前，全国有名可考、并收入各级《烈士英名录》的仅有193万余人。     

论我国法定外地方税立法权的证成与实践

在地方不拥有税收立法权情形下,地方财政便会依赖公产财政、公债财政和收费财政等非正式财源.而依靠非正式财源获取财政收入,不仅筹措财源的能力和规范性都会极大降低,且有悖于税收国家的法律理念.鉴此,可以赋予地方具有法定外税收立法权,进而获取稳定规范的地方财源.从法释义学的角度来看,我国现有法律并未明确禁止法定外地方税立法权,但仍需要法律明确规定实现中央的授权并突破现有政策性文件的禁锢,从而保障和规范地方税收立法权.法定外地方税立法权不仅应在《立法法》的一般性授权下运行,而且需要以《地方税通则》作为准则性依据.同时,法定外地方税的立法需要遵循地方税条例主义,并以地方性法规明确法定外地方税的构成要素.     

论法规备案审查与合宪性审查的关系

法规备案审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保障社会主义法制统一性的制度，我国目前形成了五套法规备案审查机制。法规备案审查的功能包括合宪性审查、合法性审查和适当性审查。我国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合宪性审查的主体仅限于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除法规备案审查外，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的主体还包括特定的国家机关提出“要求”和其他社会主体提出“建议”。在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过程中，必须厘清法规备案审查与合宪性审查、合宪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之间的关系。     

我国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和审查机制研究

自从十八届四中全会议题为依法治国后,合法性视为新一时期改革的代名词,在中央下发的文件当中,重大行政决策的字眼也是屡见不鲜,因此,本文从法治视角出发,研究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及其审查制度,在决策层面上剖析依法行政的过程,诠释法治政府的建设,以法律法规为本文的实证点,进一步说明当前的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亟需完善的必要性.     

帝制时期士绅权力的合法性渊源探究

绅权在帝制时期对国家——社会治理产生了深切影响。但绅权往往被排除于正式权力之外,其延续千年的合法性渊源何在?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为解答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思路。绅权的合法性源于士绅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和功能的整合。士绅属于特权阶层,意识形态和治理方式与国家权力一致,不对君权构成威胁。于国家权力而言,绅权是为弥补贵族制度式微和基层国家权力萎缩所造成的权力失衡而生,其能够维持地方秩序,抑制士族权力,协助国家权力完成赋税徭役的征发,缓和民众对国家权力的怨恨。于基层社会而言,绅权能消极地保障宗族不受国家权力伤害,更能积极地主持地方公共事务,维持基层社会有序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