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合法性视角看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党的重大战略课题。综观国内外的历史,政治合法性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前提,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在其政治合法性的历史建构中得到了考量。在新世纪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求党不断深化执政合法性的时代认知,不断巩固和增强自身的执政合法性基础。     

西方政府服务的理论由来及其发展

西方政府应服务于民的思想由来已久,在古希腊的公共性理念中就已体现了这一思想,而近现代的社会契约论为其提供了系统的理论论证,当代的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理论则使这一理念在实践和理论方面都得到新的发展.这些为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论征收法律制度中公共利益的规范

公共利益是征收行为的合法性基础,有关国家和地区主要通过立法、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对征收法律制度中公共利益进行规范,我国应汲取这些先进经验,规范征收法律制度中的公共利益.     

关于行政问责法制化的几点思考

我国行政责任定性不明晰、定量不合理,导致行政问责普遍存在重权力轻责任、重有过轻无为、重"风暴"轻制度的弊端,特别是一些地方和部门的行政权力实际上处于无过即无风险、"无为"胜"有为"的状态.研究如何推进行政问责的制度化、法治化,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必将有助于提高行政执行力,提高政府公信力,巩固政府的合法性基础.     

从一组决议决定数字看地方人大常委会决定权的行使

●某县统计数字表明 ,地方人大常委会决定权行使还不到位。依据合法性、全局性、群众性、可行性原则科学界定“重大事项”范围 ,是行使好决定权的条件。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权 ,通常以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作出决议、决定为表现形式。这项重要职权行使的情况如何 ?下面是某县人大常委会两届 10年期间作出的决议、决定情况 :事项件数事项件数国民经济计划、财政预算部分变更12 税收、审计、预算外资金管理 3农业、农村 6召开人代会 11城建、房改 3换届选举 8普法、综合治理 6代表工作 2执法责任制、评议 2 人大机关机构设置 4科教 3国家机关更名…     

实现行政决策程序的法治化

正《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这一论断对于健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机制,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意义重大。公众参与、专家论证有助于提升决策的质量行政决策包括了外部程序和内部程序两大方面。就其外部     

执政合法性的一般理论及其启示——执政党建设的全球化视角

执政合法性问题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任何政党在执政后都有一个执政合法性的问题。西方国家在实践中形成的执政合法性理论,对当代中国共产党具有借鉴意义。增强执政基础,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发展,必须同时解决好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问题,处理好合法性与合法化、合法性与有效性、合法性与合道义性的关系。     

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问题与对策

二战结束以来,一直是美国和欧洲充当全球治理的领导者。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国际格局的发展变化,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近年来,全球治理乱象频出。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也从被动参与到主动推进,并逐步成为全球治理的引领者。这种引领既是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使然,也是中国在全球治理过程中自信自觉的表现。当下中国在引领全球治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引领全球治理的合法性问题;二是全球治理成本的平衡问题;三是引领全球治理过程中的权力分配问题。解决以上难题,我们要总结历史经验,统筹规划,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先易后难,分阶段落实。现阶段应着重关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引领全球治理要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其次,针对全球治理的不同主体要坚持权责一致,开放包容的价值理念;最后,在全球治理的行动中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与此同时要提高中国自身的国家治理能力,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法治:转型期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西方近现代,特别是马克斯.韦伯对政治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对中国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建构有着重要的意义。转型期的中国迫切需要巩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以整合各种合法资源,为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环境。总结西方经验,具体分析中国情况,将转型期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是我们的重要选择;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与法治息息相关的市场经济的建设,同时也要协调好自然理性与主导意识形态的关系。     

当代法律方法论的转型——从司法三段论到法律论证

以司法三段论为主的法律方法论在现代社会受到各种挑战正日益失去解释力和说服力。本文立足于当代哲学和社会思想发展的趋向和基础 ,研讨了在此背景下法律方法论正发生一场深刻的转型 ,即从传统的司法三段论逐渐转向以法律解释和法律论证为理论维度的法律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