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诱惑侦查的实施原则

诱惑侦查在世界各国已被广泛应用 ,但对其合法性问题 ,一直存在较大争论。鉴于此种侦查手段在某些犯罪的侦破中所起的特殊作用 ,应对其进行规范 ,保证其在合理及合法的限度内发挥最大作用。具体应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主体合法原则 ;必要性原则 ;报告及审批原则 ;引诱对象非特定性原则 ;诱饵适当原则 ;消极行为原则 ;严格监督原则 ;有效控制原则 ;责任制原则。     

论宪政的德性

宪政必须建立在一定的道德之上，对人的不完善性假定是宪政的伦理预设。同时，宪政本身必须具备一定的内在道德，具体包括十项准则，即存在宪法、确立人民主权原则、实行代议制民主、确立法治原则、宪法具有最高权威、政府有限、以保障人权为目标、权力制约、建立违宪审查制、确立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这十项准则是判断宪政自身合法性的依据，而具有合法性的宪政又成为宪政社会道德规范、政治制度及公民行为的合法性的供给者。     

康德德治观引论

康德的德治思想丰富，颇具借鉴意义。在康德道德哲学中，德治可简约为意志自律，从中可推断德治不是人治，也不同于传统德治，而是每个理性的人以基准道德，即守法精神约束自己。康德用自然目的论从人与社会二个方面证明德治是道德的。从人性论、人类文化和伦理共同体三个方面论证德治如何可能，从中可断定，实践理性是德治可能的主体素质和准备条件，社会公正是德治的基本保障和正常期待。     

论刑事鉴定结论的采用标准

刑事鉴定结论的采用标准是我国刑事证据制度问题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法官对某一鉴定结论是否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依据,是鉴定人制作鉴定文书的“行动指南”,也是控辩双方质疑其能否作为“定案根据”的依据。对鉴定结论客观性、相关性和合法性的探讨对刑事诉讼立法和实践均有所裨益。     

澄清“合法性”概念上的几个认识误区

在我国的现阶段,“合法性”概念的使用有被“误置”的潜在可能性。本文针对人们对“合法性”认识上的片面性,全面澄清了有关“合法性”概念认识上的误区,指出“合法性”完全有别于“合法”,“合法性”有特定的运用领域,文章也对“合法性”与“合法化”及“有效性”与“合法性”进行了区分。     

从政治合法性看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

思想政治工作是政党实现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 ,其成效与政党合法性建设息息相关。政党对合法性的诉求只有建立在政党活动的绩效和与之相适应的相对独立性的价值体系之间的良性的互动基础上 ,才有可能实现政党政治的合法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对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做出了新的理论诠释 ,并制定了新的实践目标。在贯彻“三个代表”思想的基础上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定能取得巨大的成效。     

论刑事诉讼中私人获取的证据——兼对证据合法性的批评

我国刑事诉讼中私人无权获取证据的做法不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理论上,我国应赋予私人获取证据的权利;对私人不正当获取的证据,以权利保障为政策依据,基于私人取证与国家工作人员取证的区别,更应放宽证据能力的限制。制度设置上,实现取证主体的泛化;当证据为辩护证据时,一律容许,当证据为控诉证据时,在少数情况下予以排除;同时,毒树之果可食。     

对"三个代表"关于党执政合法性的意蕴解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合法性的直接应答,政治合法性意蕴是"三个代表"的应有之义.从政治合法性的层面解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利于完整地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消除"三个代表"研究的盲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政治合法性的绩效性基础、意识形态基础、群众基础、法理型基础等方面论证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合法性.     

夯实新世纪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种解读

中国共产党在50余年的执政历史中,孜孜探寻、拓展和提升自己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化解执政风险,避免执政危机,根据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不断探寻执政的合法性资源。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在更大的空间上和更深的层次上探寻到了执政的合法性资源,这对于夯实新世纪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试论邓小平政治合法性维护的实践及其启示

合法性是关系到党和国家政权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文革"结束后,党和国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凸现出来,邓小平正确处理了毛泽东的意识形态遗产,开始重建法理权威,并通过促进经济发展和反腐败树立政府形象的方法,维护了政治的合法性。新时期我们仍面临着合法性维护的问题,邓小平的实践为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合法性维护提供了诸多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