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诱惑侦查”的刍议

我国法律并没有规定"诱惑侦查"制度,其概念来源于西方的司法理论。本文从两个具体的案例分析起,系统、全面地论述了"诱惑侦查"的合法性认定。     

“千叶之结”及其症因——关于法律文化概念构建的再思考

在理论法学研究中,法律文化概念虽相当常用,但并无一大致公认的涵义,这也影响到了概念自身的合法性问题。本文从对千叶正士之法律文化概念构建模式的评析出发,去探求“一个精确明了并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法律文化概念的难求(千叶之结)原因所在;并通过对哈特构建法律概念的认识论背景的分析,指出法律文化概念的构建应该是开放结构和复数意义上的,法史学、法人类学、法社会学等不同法学分支学科的法律文化概念构建模式均各有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蕴。     

执政能力建设的伦理取向——兼论执政合法性

文章认为执政能力建设与执政伦理具有内在的强关联性,强调提升执政伦理是执政能力建设的价值目的,二者之间具有手段与目的的逻辑;文章分为三个部分,首先,从多个层面具体地揭示了执政能力建设的必要性及其伦理意义;其次,深入地透析执政能力建设所蕴涵的思维品质;最后,强调必须将执政能力建设的规律性与执政主体建设执政能力的能动性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执政能力建设之目标.     

中国现行法律解释制度研究

法律解释制度是国家法律制度整体中具有辐射性和跨越性的重要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法律解释权 ,解释法律应当遵循五道程序 ,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最高司法机关可以就司法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 ,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国现行法律解释的制度框架。这一制度框架中 ,立法法规定的法律解释制度在法律意义上是成立的 ,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是否合法则存在疑问。现今绝大多数国家一般都以司法机关为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中国实际采行的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司法机关都解释法律的二元化体制 ,前者是法律上的首要法律解释主体 ,后者则是实践中最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几十年间 ,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法律解释为数非常有限 ,倒是法律上处于其次地位的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为数甚多。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和主要的法律解释权 ,在逻辑上是成立的。然而逻辑上成立未必能完全解决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会期不足因而不能随时根据需要解释法律 ,它并不具体应用法律因而难以适时就法律应用特别是法律适用做出法律解释。转变这种状况 ,单用所谓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分类方法是不敷需要的。在法治发达的环境下     

文莱君主政体的合法性分析

作为一个传统的君主制国家,文莱政府在追求社会认同的最大化上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但是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也给稳定中的文莱政府带来了某些合法性问题。一根据现代政治学理论,合法性建立在三种基础之上:正式制定法律法规的要求、历来适用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以及个人的魅力。这三种合法统治的基础都是“纯粹的类型”,但“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真正以‘纯粹’的形式出现过”,所有经验事实中的统治形式都是这三种类型的混合,只是侧重的程度不同而已。①合法性来源是多方面的,传统的、法理的、统治者个人的魅力、意识形态,政…     

法律论证理论的知识论基础和哲学思考

法律论证的可废止性和非单调性决定了单调的演绎逻辑在法律领域的不适用性。法律论证理论的兴起和发展与其知识论基础的演变和发展有关。作为一种非经典逻辑的法律论证是从狭义的论证图式逻辑（分析哲学传统）走向包括修辞学（解释学传统）在内的广义逻辑过程中兴起的。分析哲学传统和解释学传统融合与相互渗透对立是当代法律论证理论的哲学认识论基础。它们共同为法学提供了一种以问题为中心的难题思维以取代体系思维,也共同反对传统三段论式的涵摄模型,法律论证理论的兴起正是基于这种融合主义的知识论立场。     

创新贵在觅辟蹊径——纪念党的八十五华诞

中国共产党人以信念坚定、开拓创新、足智多谋、独辟蹊径而著称于世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都离不开创新。中国共产党人要十分珍惜和研究这方面的重要经验。     

政治设计与政治证明--政治合法性证明的两种理论方式

政治设计与政治证明是西方政治哲学对政治合法性证明的两种理论方式.古典政治哲学以政治设计为主,现代政治哲学以政治证明为主.政治设计表达对政治理想的追求,是对政治合法性的间接性证明;政治证明表达对政治理念的确认,是对政治合法性的直接证明.政治设计以道德哲学为基础,实质是目的论证明;政治证明以契约论为代表,实质是程序证明.两种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显隐交互运用,把政治证明作为政治哲学的本质凸显为时代特征.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述评及现实思考

哈贝马斯的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首次明晰地阐述了公共领域的概念与发展。“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描述的是一个介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它是一个向所有公民开放、由对话组成的、旨在形成公共舆论、体现公共理性精神的、以大众传媒为主要运作工具的批判空间。“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向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生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公众。”①哈氏公共领域最关键的含义，是独立于政治建构之外的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它们对于政治权力是具有批判性的，同时又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价值的崭新定位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继承第一、二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价值定位的历史经验基础上,从党的执政合法性的高度对发展价值做出的科学定位。这无论从物质基础、文化基础,还是从群众基础来看,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