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家庭暴力法》呼之欲出

在“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的家暴事件最为喧嚣之际，全国妇联公开宣布，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已纳入全国人大今年首批立法立项论证试点项目。立项论证工作从10月开始，年底前完成，这看起来像是对李阳事件最为直接的回应。     

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现实审视与路径优化——基于西部民族地区的实证研究

新时期,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常常通过拉拢干部、越级上访、暴力威胁、围攻基层政府、静坐示威等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手段表达利益诉求,给政府施加压力。探寻深层原因,主要是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滞后与短缺、农民利益表达渠道阻塞与单一、基层政府基于自利与无奈的行为失范以及农民传统意识与组织化程度的影响,应通过发展农村经济,强化制度供给,疏通并拓宽农民利益表达的渠道,规范基层政府行为,提升农民的文化素质与组织化程度,构建新型农村政治文化等路径来优化。     

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适用分析与立法完善

刑事诉讼中,侦查人员作证是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认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是指刑事诉讼中侦查人员在人民法院开庭审判时出席法庭,接受控辩双方以及人民法院的询问,就其侦查行为的合法性以及侦查过程中所接触的案件事实和搜集到的证据向人民法院作证,以查明案件事实的司法制度。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第一次以正式法律的形式规定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这一制度对指控犯罪和     

湖南:违法“红头文件”被认定无效

正湖南两个"红头文件"互相冲突,日前,几位公民对其中一个"红头文件"提出合法性审查申请。经审查,湖南省政府法制办认定,这一"红头文件"无效,应立即停止执行。杨娜是长沙市岳麓区某学校的临时工。从1996年4月,杨一直在该单位工作。由于是临时工,单位不给她办社会保险。     

超越“塔西佗陷阱”的三道坎

正从"萝卜招聘"的猫腻到"火箭提拔"的诡异,从天然气涨价的一波三折到水污染信息的滞后回应,从PX项目的邻避运动到家用汽车限牌的突袭……伴随热热闹闹的事件,总能听到民众对政府质疑的声音。这些热点事件情状各异,但只要是涉官、涉权都会出现一个共同规律:任凭政府或官员怎么解疑释惑,人们就是不信。曾经的老百姓似乎变身成了"老不信"。对"老不信"现象,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曾有过论断:当政府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     

黑白玛丽论证和蝙蝠论证的比较与思考

自物理主义学说兴起以来,不乏反对者。而且不得不提杰克逊的"黑白玛丽论证"和内格尔的"蝙蝠论证"。那么,二者各自包含什么内容,二者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不同之处,以及这些思考对知识论证的发展有何指导意义,将对这些问题做出详细的探讨。     

论反恐怖立法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宪法视野下的反恐怖立法

国际社会中恐怖主义犯罪的危害日益增大,我国恐怖主义犯罪也频繁出现,在当前法治建设中,注重以法律手段反对恐怖主义是我国的必然选择,故反恐怖立法成为当务之急。从治本的角度看,最好的社会政策也是最好的反恐怖犯罪的政策。宪法,规定了一国的主要制度和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社会政策的总和。若要最大限度的控制恐怖主义犯罪,必须从宪法角度入手,制定各项完善的社会政策。因而宪法视野下的反恐怖立法问题理应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新视角。     

邓小平建党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邓小平是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拓者,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奉献了一生,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其中他的建党理论对于我们今天的党建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邓小平建党思想的主要内容1、政治建设——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就是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建设。     

立法合法性研究:审视与建构——基于立法商谈理论的视角

对立法合法性的理解,不能仅限于立法的合法律性。理想的立法合法性应当是建立在商谈主义法哲学视角下的,蕴含交往理性的,融合并超越"合法律性"、"合理性"、"正当性",最终以实现民众之于立法的可接受性为依归的那种属性。立法商谈理论是审视与建构当代中国立法合法性的理想视角,以此观之,立法意识方面的欠缺主要包括:经济决定论和精英决定论,义务本位主义和工具理性主义;从制度方面来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立法的公众参与制度都存在一定的疏漏。建构当代中国之立法合法性,应当首先设计一套完善可行的立法商谈模式,还需要转变立法者的立法理念,提高立法商谈主体的立法商谈能力,以及进一步完善商谈场域及相关制度建设。     

中国共产党执政体系的治理绩效基础研究

政府和执政党治理的绩效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但不必然会增进合法性。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和执政的历程中,有效性为其存在和执政的政治合法性提供了重要支撑。在"文革"等历史时期,党执政的治理绩效基础一度比较低下,对党执政的合法性构成了一定程度的侵蚀。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发展为主要指标体系的现代化发展目标和相关政策的有效实施,带来了以经济为主要标志的整个社会的全面飞速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增进和巩固了党的执政体系的合法性。当然,仍需要正确地认识目前的有效性,即治理绩效作为党的执政体系的基础之一所具有的科学性和局限性,并在政策层面加以调整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