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公司治理的规范与发展——以"一人公司"制度为背景分析

我国新《公司法》针对我国公司实践中出现的问题,采纳了国内理论研究新成果,借鉴了国外成功的立法经验,在诸多方面体现了现代公司治理理念.其中一人公司法律地位的确立,则彰显了这一理念.一人公司作为一种新型的公司形态,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是对传统公司理念的极大挑战.因此,探索一人公司的理论根源,深入分析一人公司的法律本质及价值取向,促使该制度在我国当前国情下正常运行,还应进一步加强对一人公司的立法规制,不断规范和完善我国公司法律制度.     

元宇宙与纠纷解决:应用图景及规制想象

当下,人们正热衷于将元宇宙作为一种信息集合系统,用于打造一个虚拟真实的平行世界,并将其运用于社交、游戏、工作、教育等领域。不少人乐观地预估元宇宙必将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元宇宙概念和技术所具有的虚拟性和沉浸性特征使得元宇宙极有可能对现实社会中的纠纷解决发挥作用。纠纷当事人可以在这一虚拟空间中对纠纷解决规则获得沉浸式的体验,从而引导人们按照法律的指示化解纠纷,达成现实世界诉源治理的目的。元宇宙法律世界的打造可以作为我国智慧法院构建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人民法院主导,在相关技术机构参与下逐步渐次完成。元宇宙法律世界既是现实法律世界的映射,也是理想的法律世界。这一理想的平行法律世界又将反作用于现实的法律世界,倒逼和促进现实法律世界的发展和完善。元宇宙除了对现实纠纷解决发挥其教化作用之外,也可以与现实法律生活连接起来,将元宇宙虚拟空间的和解协议落地转化为真实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这就要求现行的法律也要与之进行相应的调整,让现行的法律适应元宇宙所带来的变化,让元宇宙变为有利于法治发展、社会稳定的手段和工具。     

国家治理现代化下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

中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为知识产权提供一种类似于“治安行政权”的保护,四十年来,为健全知识产权治理体系、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作出了巨大贡献。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并行运作的模式被称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保护“双轨制”,但这一模式在实践中还面临着正当性依据争论依然激烈、执法效能未能充分发挥及如何针对新领域、新业态进行适应性调整三方面的问题与挑战。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契合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的大方向,是确保知识产权领域中“私法自治”原则实现的重要保障。为进一步优化与完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要准确界定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的关系,完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相关法律法规,破解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体制机制障碍。在数字化时代,要从技术层面与制度层面提升知识产权数字行政执法能力,以应对网络技术、数据技术等新业态、新模式对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提出的挑战。     

统一战线各领域风险防控治理机制研究

着力破解统一战线各领域重点难点问题,防范化解统一战线各领域风险挑战,具有鲜明政治性、特殊重要性和极端敏感性.根据风险衍生"事前——事中——事后"的衍生逻辑和系统论的观点,统一战线各领域风险防控治理系统主要包括事前环节的风险识别子系统;事中环节的风险防控子系统和应急管理子系统;事后环节的恢复子系统以及学习优化子系统.秉承...     

霸权护持、复边主义与全球治理秩序的危机

与以往的复边主义不同,近年来在霸权国的主观塑造下,全球治理迎来新一轮的复边主义浪潮,直接或间接决定了全球治理秩序的变动方向。出于霸权护持的战略目标,霸权国以议题安全化为手段,以意识形态共识为理由拉拢盟友,采取关键技术“脱钩”,构筑排他性“小圈子”,或者设置高水平规则,针对崛起国量身定制限制性的规则体系,“规锁”崛起国的增长空间。由此,复边主义现象日趋突出,全球治理秩序面临碎片化、排他性和冲突性危机。应对此轮复边主义浪潮带来的系统性危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塑造一个包容而非排他、多元而非割裂的全球治理秩序,是摆在当下中国以及国际社会面前的紧迫而艰巨的重大命题。     

依法治疆视域下南疆乡村治理法治化实践探索

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将乡村振兴战略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并强调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其中,法治作为重要的保障性手段,为新时代构建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推进新时代乡村治理明确了方向和路径。新疆一盘棋,南疆是“棋眼”。近年来,南疆地区为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乡村治理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实践探索,其中有经验亦有不足,需要及时梳理总结,并从体制机制方面不断加以完善。     

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及其对新时代农村社会治理的启示

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是马克思所处时代孕育的伟大思想,是马克思基于无产阶级立场,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劳动关系分析、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主要包括社会治理合力论、社会治理主体论、社会自治重要途径论、社会治理公平正义价值目标、社会治理终极目标等思想认识。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我国农村社会治理经历了“政权下乡”“政社合一”“乡政村治”“多元共治”四个阶段。新时代我国农村社会治理面临村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不高、村组织自治能力较弱、基层政府职能越位错位、农村政府财力相对不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尚有差距等挑战。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对于新时代加强和创新我国农村社会治理,提升农村社会治理效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和方法论指导意义。     

金融科技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变革：基于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理论的再探索

金融科技发展正推动着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而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理论则为厘清本轮变革提供了合适的分析框架。本文首先梳理分析了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理论,进而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变革的技术性推动力和变革路径的视角,以中间阶段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为剖析对象,尝试归纳和分析了金融科技发展背景下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变革。研究发现,关联产品（joint products）激励作用得到增强;信息器物型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供给存在“新老竞争”和“公私竞争”;制度型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中的金融科技国际标准规则正在形成;观念型国际金融公共产品得到新发展,并引领国际金融实践。面对国际金融创新和全球金融治理的新形势,我国应该积极推动法定数字货币跨国使用,引领新兴经济体国家参与以国际清算银行为核心执行平台的治理体系,同时设立金融科技试验区以对接国际金融科技发展前沿。     

全球治理中的次级力量：权威与议题联盟选择

全球治理中的次级力量是在霸权国和崛起国之外的系统重要性国家（或国家群体）。什么影响了它们组建议题联盟时的选择变化？本文认为解题的关键是权威,即一方在国际制度中引领他方、使他方自愿跟从其所提治理规则的能力。权威能分离成权威追求和权威基础这两个子因素：前者指追求在国际制度中进一步引领他方,后者指在国际制度中已具备的使他方自愿跟从自身治理方案的能力。本文假设,权威追求的差异导致对于议题联盟对象的选择差异,权威基础的差异导致对在议题联盟中所扮演角色的选择差异。据此可形成一个包含四种议题联盟选择的解释性类型学框架：集团内追随、集团内领导、跨集团追随、跨集团领导。对欧盟和巴西在全球贸易治理中的案例分析能够对此进行验证。     

碳中和目标下的气候治理国际法治体系建设

现有的国际气候法治体系建立在《公约》《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的框架基础上,这一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际碳减排行动,但总体而言仍难以显著延缓气候变暖。一方面,不少国家碳中和专项法律的缺失使得碳中和行动落实缺乏具体依靠;另一方面,现有遵约机制下,《巴黎协定》规定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绿色基金机制、技术支持机制以及国家自主贡献机制难以落到实处。对此,我国应发挥大国作用,制定气候治理与碳中和法律,以公约机制与公约外机制共同落实气候行动义务,并督促发达国家履行国际减排义务,从而助力我国和全球碳中和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