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积极福利思想评述

在对国家干预主义和新保守主义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吉登斯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积极社会福利思想。他认为福利国家面临的风险是人为风险,福利国家的危机并非简单的财政危机,而是风险管理危机。因此,他在对风险、幸福、平等的概念进行重新解释后,指出要培养"自发地带有目的的自我"和建立"社会投资国家",进一步确立了"无责任即无权利"和"无权威即无民主"两大原则,提出实行工作导向型的福利政策、福利主体的多元化、废除固定退休年龄、减少社会排斥来解决社会不平、提高贫困地区的抗贫困能力等政策主张。总的来说,积极福利思想与传统福利思想具有较大差异,积极福利思想具有较大的实践和理论意义。     

全球化、个人与生活政治--吉登斯关于全球化的进一步思考

吉登斯提出了"现代性的根本后果是全球化"的论断,他还对全球化做了更进一步的思考,探讨了全球化和个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吉登斯在阐述了全球化与个人相互塑造的过程中,提出"生活政治"的观念,探讨了个性自主性等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应加以重视.实际上,生活政治虽然有助于个体的自我实现,但它不能解决不平等、剥削等问题,此类问题的解决仍需诉诸解决政治.     

社会学理论中宏观与微观整合问题探析——以柯林斯、吉登斯为例c

宏观和微观的断裂一直是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个难题,社会学家们一直努力尝试将宏观层面分析和微观层面分析进行整合,柯林斯、吉登斯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两住。本文通过对柯林斯“仪式互动链”、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中有关宏观与微观整合的思想进行简单介绍及同时进行比较研究,进一步探索社会学理论中宏观与微观整合问题,尝试解读社会学中的这个世纪难题。     

浅议智力型员工对企业文化的认同

正企业文化的力量在于员工对它的认同,一个再"优秀"的企业文化如果得不到员工的认同,充其量只是一种束之高阁的摆设,形不成企业的凝聚力和核心竞争力,发挥不了凝结人心,聚集力量,同心同德,共创辉煌的作用,也就不是真正的企业文化。尤其是对于从事科研和技术咨询的智力型企业,如何让员工认同本企业的价值理念,不断增强对企业的向心力,并转化为自己工作的动力,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由于智力型企业员工文化和专业素质高、独立     

论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范式转换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通过社会文明形态的更替来实现进步与根本性变革的,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两种文明范式,它们同属于社会文明形态范畴中的两个子集。现代工业文明曾创造了丰硕成果,但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生态危机的频发,也暴露出工业文明固有的内在缺陷,这便需要另一种文明形态与之进行转换。对于生态文明的呼唤,是人类对工业文明行为及对生态危机反思的结果,标志着人类意识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真正醒悟,并踏上自觉规避危机和自我拯救的历程。     

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对中国社会建设的启示

社会建设是继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之后我党提出的又一项新的战略任务,而这一战略的提出与当今世界的现代性潮流是密不可分的,通过对吉登斯现代性思想的挖掘,我们发现我国的社会建设深深嵌入在整个现代性的大背景之中,透过现代性的视野来考察我国的社会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从“需求”视角看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基于马克思与吉登斯思想的比较

从＂需求＂视角展开意识形态批判,是马克思与吉登斯的共性。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侧重＂物质需求＂阐释意识形态内容的来源,而吉登斯侧重＂心理需求＂阐释意识形态形成的方式。根据这一理论分析和比较,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需坚持意识形态内容和形式＂两手抓＂,不仅要关注意识形态内容本身的建设,而且还应关注意识形态形成的方式方法及各个环节。     

技术知识与风险社会

技术时代的人类社会将会是怎样?吉登斯等国外学者认为,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从现代性的角度,吉登斯分析了风险社会与技术知识的关系,认为现代风险社会是由人类的技术知识自己“制造”出来的,而技术知识又是有限性的。因此,防范风险社会是需要人类构建新的价值观念和新知识体系。     

植根于结构化理论的社会变迁理论及其反思

吉登斯以结构化理论为方法论基础。使用了类型学的分析来划分社会类型，运用多维制度框架来揭示现代性的“断裂”，从而构成其随机性（或偶然性）的社会变迁理论。     

安东尼·吉登斯的理论与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

安东尼·吉登斯有关气候变化政治的主要理论和观点，对分析我国气候变化应对战略与政策具有重要意义。破解“吉登斯悖论”，在我国主要是找到驱使各级地方政府积极贯彻执行中央节能减排降耗大政方针的动力和激励机制，变单纯追求GDP为追求绿色GDP。气候变化政治，应该破除“参与型民主”等绿色话语的误导，尊重代议制民主，在现有制度下活动。将公众参与作为环境保护制度的支柱所需要的社会、政治条件在我国尚不具备。治理气候需要的是“保证型国家”，而不是“赋权型国家”，环境保护应该是政府主导。应该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让政府在计划、监督等各个环节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