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深不怕风摇动——怀念张闻天师

在我十二三岁时，也就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一二年，我开始知道“张闻天”这个名字。那时，我哥哥和他的少数进步同学们似乎有一个非正式的读书会，出钱买书的是他的一个家中很有钱但思想很进步的同学。书刊全是革命进步的，文学作品也有，全都放在我们家中。这些书中也有一些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出版的，后者中有张闻天择的书，我似乎翻看过，但我的文学气质太弱，连书名也忘记了。但从此我知道张闻天是个文学家。大概是在1936年冬，我从同一个途径读到了范长江同志的通讯报告集──《塞上行》、《中国的西北角》，不知是其中的哪一本…     

真情如歌

或许因为我是学音乐出身的，铺开稿纸就写了个与音乐有关的题目：真情如歌。我是１９９０年从武汉音乐学院毕业的，在当过几年师范音乐教师之后，于１９９３年踏进了妇联的门槛。听说我进了妇联的大门，我的很多同学瞪大了眼：“不会吧，搞音乐的在妇联憋得住吗？而且也不实惠呀！”然而从２６岁到３５岁，这人生中最美妙的年龄阶段，我一晃就在妇联工作了９年，我体味到了人生中的另一种滋味：妇女工作如同一首美妙的交响曲。刚进妇联，本以为凭着自己学音乐的领悟和灵性，很快就会胜任工作。可是，上班后的第一个星期，当我草拟的一份文稿…     

身边的智慧（续三）

生活根本不知道你是谁 男孩15岁，已开始学会用自己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一切，不过他所体验到的世界并不阳光：有的同学身上揣着花不完的零用钱，穿名牌，骑最好的山地车，生日在大饭店宴请朋友；而有的同学连交学费都成困难，更别说穿名牌摆阔气了。男孩自己属于后者，他心里装着无数的疑惑。     

父亲的那碗饭

父亲干了一辈子，临退休还是个普通工人，一官半职都没混到。跟他一届的老牌大学生，哪个不是做了厅长、处长的，而且都将自己的子女们安排得妥妥当当、风风光光，他倒好，就在我即将下岗的紧要关头，也没肯站出来帮我说半句话。我下岗后，父亲也没去找过任何同学、朋友拉拉关系，开个后门。还是我自己在一家小工厂找了份临时的工作。     

一篇未写出的文章——怀念老同学、老战友胡康民

胡康民同志对中共南方局史和重庆地方党史的研究，有很深的感情情结和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即使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之后，仍有课题萦怀，思欲有所作为。遇到宣扬红岩精神或党史工作中传道解惑之类事，就会忘记自己是古稀之年，带病之躯，像战马听到号角般地出枥赴命，作超负荷运转。于是积劳尽瘁。我们这位“神仙会”中的众神之神，从此后吝于赐教，再不能陪我们神侃而魂归道山了。     

敢叫夕阳添异彩——记黄埔同学阎明

牢记自己是黄埔学生1923年10月，阎明出生在山东省巨野县大义乡的一个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加之黄河泛滥成灾，全家随父闯关东，生活颠沛流离。1947年10月，他考入黄埔军校二十二期，毕业后曾任第四预干总队排长，1949年参加湘西纵队起义。新中国成立后曾在邵阳、娄底的粮食部门、供销社和物资部门工作，1985年从娄底市物资局离休，1990年加入中共党组织。     

同学聚会的脸谱

1、同学聚会的首议者以外地归来者居多，往往已经混得有几分人样。衣锦夜行，憋屈得厉害，这回当然在同窗面前显摆显摆。他希望来的人越多越好。     

付老师的“魔法”：爱心与真情

2005年的一天，塘沽区十一中初中班的同学正准备上课。突然一个孩子说：“今天的化学课可能上不了了，听说付老师病了，医生让她住院观察呢。”“付老师那么好的人，可不能生病呀。”“就是呀，付老师的课那么好，生病了我们可怎么办呀!”同学们正在议论纷纷的时候，一个他们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教室门口——是他们热爱的付老师!     

莫忘“补长”

四年前，一个在外省高级法院工作的同学，因业务出众被选拔到一个中级法院任副院长。临行前，他给我发来短信：“虑及你常常从精神上勉我笃学敬业，我此番下派为民做主，特从物质上免你来摆宴庆我，你能否按500元的伙食标准计，以每个字冲抵50元，简单送我10个字的吉言？”当时，我感受得到同学的欣喜状，搜肠刮肚半天，稍有点不识趣地给他发了四个字：“莫忘补长”。短信发出后，我才发觉自己多少有点模仿高人之嫌。     

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这是一个火红的年代，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