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中合作强化方案考察

2012年是韩中建交20周年。在克服漫长的冷战时期积累起来的敌对和不信任的同时,过去20年来韩中关系取得了耀眼的、飞速的发展。在正式层面上,两国经过善邻友好关系—合作伙伴关系—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最终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21世纪的新环境中,韩国和中国也可能比过去20年的发展更进一步,发展成追求战略上的共同目标和利益的战略共进关系。但伴随着这种正面的因素,也同时存在着美国和中国、中国和韩国的战略利益彼此冲突的危险。特别是在像美中势力转移时代这样不确定、不稳定因素繁多的时期,反而要在明确核心利益的差异是什么、承认彼此间差异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发展实现相互合作和双方利益的"和而不同"的外交。     

如何“和平演变”美日同盟简

积极主动地或者说“进取性地”影响21世纪的美日关系，使华盛顿和东京的关系发生一个有利于中国安全环境的“和平演变”。     

政府援助与政治收益——以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援助为例

作为对外援助一部分的政府援助有着独特的作用，虽然政府援助属于国际经济领域现象，但是其所带来的政治收益更能够对自身的产生、发展给出一个合理解释。以政府开发援助为载体的日本战后经济外交，其产生与发展正是基于政治收益的考虑而展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来。     

论旅沪朝鲜共产主义团体及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以日本馆藏档案为中心

朝鲜共产主义者和独立运动者屡遭日本帝国主义的取缔,因此不少人流亡到中国,尤其在上海者甚众,在这些地方组建了各种具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团体。这些团体主要有留沪韩国独立运动者同盟、上海朝鲜青年同盟等。以实现朝鲜独立为目的独立运动者,和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的的共产主义者,两者都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解放被压迫民族这一点上有共通之处。而这两派的朝鲜运动者,均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密切的关系,并在后者的指导帮助下,展开合作,开展活动。     

非对称性联盟:东亚双边联盟的起源——以日美同盟为例

美国在亚太的联盟体系的结构安排并非受对抗共产主义的地缘政治所驱动,而是有对冷战格局下控制东亚诸国(地区)的考量。本文认为,双边主义是强国控制弱国的重要手段。美国在亚太联盟体系中广泛采用双边主义,使自身在联盟中保持了高度的灵活性和战略优势。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Bilateral Alliance

Around 2030, the bilateral alliance system domina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system advocated by China will exist side by side in East Asia. China should actively advocate multilateral diplomacy and make great efforts to advance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over the next 20 years. In the author＇s opinion, there are four options for China to accommodate these two systems： first, China should gradually promote its own concept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second, China should propose a new theory of leadership in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alism; third, China should develop common interests between China and US-led alliances; fourth, China should seek to establish of a linking mechanism for the two systems in East Asia.     

塑造中国模式的大事件(三)

第六节反对苏联霸权在历史上,中国共产党曾以苏联共产党为老师。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曾经真诚地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因此,中国人民对列宁和斯大林,对苏联人民一直怀有友好的感情。中国和苏联两大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曾有过一段蜜月期,其标志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     

马恩确立的共产党民主制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于1847年创建世界上第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即共产主义者同盟时，就在他们积极参与草拟的党章中确立了民主制的原则。这一年6月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拟定草稿，随后经过各地支部讨论、最终在同年12月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的盟章，明确规定：“所有盟员都一律平等，他们都是兄弟”，“同盟的组织机构是：支部、区部、总区部、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支部的组成至少3人、至多20人，每个支部选举主席和副主席各一人；两个支部以上、10个支部以下建立区部，区部委员会由各支部主席和副主席组成；区部委员会从委员中选出领导人，它是区内各支部的权力执行初关；本国或者本省内的各区部隶属于—个总区部，总区部是本省各区部的权力执行初关，总区部向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则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中央委员会是全盟的权力执行机关，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不少于五人，由代表大会指定为中央委员会所在地区的区部委员会选出。中央委员会设主席和秘书，他们只是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不得个人专权。马克思恩格斯在党章草稿中强调，党“始终力求做到以原则为准绳，而不是以这个人或那个人为准绳”。也就是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集权。党章规定：“如中央委员会认为某些问题的讨论具有普遍的和直接的利害关系，可以提交全盟讨论。”意即由全党自由讨论，民主决定。代表大会是全盟的最高权力机关、立法机关，代表由各个区部选派，“各区部须赋予自己的代表以全权并给予详细的指示”。即是说，各个代表要把各个区部盟员的意见带到代表大会上去。给予盟员纪律处分，只能由代表大会决定。重大问题，如党章党纲，在代表大会通过后不要下发征求全体盟员意见。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的“出生证”

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德国工人的秘密团体正义者同盟改造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受大会的委托,马克思、恩格斯为大会拟定了—个新的纲领,这就是《共产党宣言》。     

体系压力、威胁认知与韩国在中美之间的战略选择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以及中美在亚太主导权竞争的加剧,作为地区重要的中等强国,韩国如何在中美之间进行战略选择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以韩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韩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行动为例,分析了韩国在中美之间战略选择的特点及决策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安全上靠美国,经济上靠中国"的战略定义不足以全面说明韩国在中美之间的战略选择特点,韩国的战略选择具有多样性。第二,体系压力、自身的安全认知是影响韩国在中美之间战略选择的重要因素。其中,对于韩国来说,抵御来自朝鲜的安全威胁优先于防范中美博弈给韩国带来的安全风险。具体来说,如果某一议题涉及朝鲜威胁,韩国通常采取跟随美国的战略;如果不涉及朝鲜威胁,韩国则会选择迎合一方但不损害另一方的"对冲"战略。